□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新湖校区 林婷婷

正午的食堂蒸腾着人间烟火，在不锈钢餐盘相撞的脆响中，一块裹着琥珀色酱汁的五花肉“啪嗒”坠落。众人的目光都落在那块肉上。

“小秦，你把肉捡起来吧，免得后面的同学踩到。”我出声提醒。

小秦皱皱眉，轻声回应：“我去借张纸。”说完便放下盘子，提醒其他学生小心绕行。

等我再次回到打餐处时，那块肉依然孤零零地躺在地上。我有些生气，语气稍显严厉：“小秦，去把肉捡起来。”

“我没借到纸巾。”小秦的声音带着明显的不情愿。

“没借到纸巾，用手捡起来，再去洗手不就好了？”我耐着性子建议。

“凭什么要我捡？又不是我弄掉的。”他的脸颊微微发红，语气中透着倔强和委屈。

我没有再与他争辩，弯腰捡起那块冰冷的肉。

但我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平静下来，整个下午，我都在反思。“凭什么要我捡？”这句话在我耳边不断回响，类似的声音在班级里并不少见。虽然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这样说，但反映出很多时候问题的解决，是学生迫于教师的威严，或由懂事的学生承揽责任，而问题的根源从未被真正触及。

我决定和学生们开诚布公地聊一聊，听听他们的真实想法，并一起寻找解决方案。

课堂上，我描述了“五花肉事件”，抛出第一个问题：“这块肉该谁捡？”学生们纷纷发表意见。

有的学生认为，是打餐的小张，因为她将肉掉在了地上。

有的学生认为，打餐本来就是为班级服务，如果菜掉地上都是打餐的同学负责，那就没人愿意打餐了；如果小秦将餐盘拿得近一些，小张也不至于将肉掉在地上。

讨论逐渐深入，最终大家达成共识：两人都有责任，都应该主动捡起那块肉。

我肯定了他们的想法，如果要追究这个事情的对与错，确实双方都有责任。

我抛出第二个问题：“这块肉谁可以捡？”

教室里突然静下来，显然触发了更深的思考。小秦把脸埋进臂弯，耳朵通红；小张也低下头。

小郑举起手：“我觉得，这块肉谁都可以捡。虽然这块肉是两个同学不小心掉的，但班级卫生是大家的责任，看到的人都可以把肉捡起来，后面的人才不会踩上去。”

另一个学生补充道：“班级的事情就是每个人的事情，我们都应该以集体为重。”

听到这样的回答，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学生们并非不懂道理，只是需要更多的引导。

我在屏幕上打出“德育首遇制”几个字，并向学生们解释：“这是我们学校的一项制度，如果学生有困难、有矛盾或校园里发生突发事件，第一位看到问题的教师就是第一责任人。”

我将这一制度推广到班级，在黑板上写下“问题、责任、处理”，让学生们思考这三者的关系，他们的眼睛逐渐亮了起来。

“如果下次打餐时，有人不小心掉了一块肉，你看到了会怎么做？”

小秦站起来，声音洪亮：“我会第一时间把它捡起来，下次会更小心一些。”。

“走廊上有不知是谁掉的垃圾呢？”

“捡起来。”学生们几乎异口同声。

“如果班级的餐桶没拿，你们会怎么做？”

“第一时间找负责的同学，我们排好队等待。”

“如果负责的同学请假，或者找不到人呢？”

“那就自己去拿呗。”学生们的笑声在教室里回荡。

放学时，垃圾桶边掉落的垃圾被小吴顺手捡起，卫生角倒下的扫帚被小林扶正摆好。教育者的幸福，或许就在于见证这样的瞬间：当“该谁做”的追问转向“我能做”的自觉，那些曾经斤斤计较的所谓边界感，便融化成滋养集体意识的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