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文

2024学年，我有幸被选派到迪拜中国学校任教，为期两年。

迪拜中国学校是教育部和外交部委托杭州市承办、杭州第二中学领办的海外第一所中国基础教育学校，为国家推进海外中国学校建设提供样本和经验。学校于2020年9月正式开学，2023年3月通过KHDA（迪拜知识与人力发展局）的学校等级评估，获得“GOOD”等级。

迪拜是中东地区的一座沙漠城市，是阿联酋7个酋长国之一，被戏称为“头顶一块布，全球我最富”的地方。这座世界大都市距离杭州6300多公里，总人口约350万，有40多万的常住华人——可以想见，这里的中国娃数量一定也不少。

迪拜中国学校周一到周四每天7节课，周五5节课；每周阿拉伯语课4节、当地道德社会与文化课1节，这两门功课是必修；除了一年级每周6节英语课和校本的拓展课，其他语数科音体美信，加上道德与法治等课程的教材和设备都从国内空运而来。

周一到周四15：30放学，有一小时的课后托管；周五下午有一节班队课，13：30放学。大部分课程设置和国内一样，工作语言仍以中文为主。

我任教一年级语文，担任首席导师（相当于国内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共有22人，男女生各11人。

据我初步统计：学生基本是中国籍，11人在国外出生。这个22人的班级是我任教30年来人数最少的，就算一个一个辅导，估计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但任教一两个月下来，发现其实并不容易。

学生是“零基础”，拼音知道bpmf，汉字认识不多，除了个别国内来的学生能认一两百个汉字。

更让我吃惊的是，学生平时的交流语言是英语。因为他们以前就读的幼儿园不允许讲汉语，在迪拜生活时间久了，家庭亲子交流也基本用英语。

因此，我讲故事的时候，让学生回答问题，提到名词如“猴子”，学生会条件反射地说“monkey”，英语的思维和会话习惯很难改掉。如果家长英语不错，学生的这个问题就更明显。

我们一行人在2024年8月中旬拿到学生名单，开始组建钉钉群，用邮件开展类似国内的家校沟通，即云家访。

原先知道外国人学中文很难，到迪拜之后，才深切地感受到。

听外国人讲中文觉得声调怪怪的，而我们班的伊朗混血儿，拼音的第一声怎么都发不出来，反倒是第四声读得好。询问了他的爸爸，分析可能与波斯语的调子有些关系。

因此，学生的语文学习一开始就不乐观。认读词组“乌鸦”的时候，很多学生指着“乌”字读成“鸟”，然后看到“鸦”字，又读不出，就看着我。

我告诉学生，“乌”字多一点才是“鸟”，没有点的读“乌”，“乌鸦”的“乌”。结果，学生们“哇——哇——”地学乌鸦叫，还笑得很开心，不知中了哪门子邪。

不过，在迪拜的确经常能听到乌鸦的叫声。

布置作业就更头疼了，国内教学时觉得简单的内容，在这里哪怕已经讲解得很透了，听到最多的反馈还是——“我不会做！”

为了让学生书读百遍，熟能生巧，每天唱完阿联酋国歌，我都会带他们读一读，记一记。

黑板上贴着当天的日课表，我也会领着他们读。当他们读到“阅读”和“综合实践”两门功课时，就集体“失声”，全班没有一个人会读，而且读不出来就笑。因此，大多数时候是由我领读。

在学生的心目中，很多汉字真是长得一样，要看好一会儿才有人恍然大悟。比如学习日课表上的“数学”两个字，全班读得好好的；接下来读词语“数字”，他们还是读成“数学”。

我问：“这两个字一样吗？”他们说是一样的。

后来我慢慢明白，平时不太接触汉字的学生认字，大概就像我们玩“找不同”游戏。

认字困难，写字就更困难了。很多学生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我握着学生的手，一笔一画地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

有个学生怕写自己的名字，一写名字就抱怨，“这也太难了吧！”成了他的口头禅。我曾经握着他的手，边教笔画边写，练了好几个星期他还是不会。

我说：“要不你改名叫‘李一’吧，这两个字你都会写。”

想不到这个学生脱口而出：“叫‘一一’吧，更简单。”于是直接在试卷“姓名”一栏上写两个数字“11”。

我听过几节阿拉伯语课和英语课，明显感觉知识容量比语文课要小很多，一节课基本上是围绕几个字母或一个句式反复练习。

阿拉伯语教材是教师自己打印的，基础的词语、句子反反复复操练；英语有厚厚的教材，但教师也打印了很多讲义。学生不害怕考试，因为教师每次会给全班一半以上的试卷打100分。

2024年国庆节前，学校倡议参加“诗情颂华夏，经典赞中华”的诗歌朗诵会，我们班朗诵了《中国字，中国人》，希望种一份家国情怀，培一点文化基因，立一种做人精神。

这激起了很多家长的认同和感激。生活在国外的中国家长说，他们不希望孩子长大成为“香蕉人”，现在有了迪拜中国学校，才会下决心把孩子带来身边，希望能将中国人、中国字、中国话都融入到血液里。

中文学起来不容易，特别是对初学者来说，汉字就是双胞胎、多胞胎。但学着学着，对祖国和母语会多一点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