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季 颖 张纯纯
“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两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寥寥数语，大自然季节更迭的景象跃然纸上。
这是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下册）》课文《大自然的语言》的开篇。其实，这篇课文是竺可桢于1963年发表于《科学大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的4个分段小标题当中的头一个，文章的名字叫作《一门丰产的科学——物候学》。
写这篇文章时，竺可桢与他的学生宛敏渭合作编写的《物候学》即将出版。为了普及这门学科，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下了这篇科普小品文。而如今，《大自然的语言》早已成为我们几代人对于物候概念的启蒙。
竺可桢一直是以气象学家为人所知的。他一生致力于气象学的研究，研究物候也是为农业生产和气象学研究服务的。事实上，这位伟大的气象学家也是极有韬略的教育家。
竺可桢少年时代正值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当时的有志之士都怀着热情，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为建设祖国奋斗。鲁迅弃医从文用笔救国，陈岱孙用经济助国，竺可桢则踏上了科学救国之路。
年少好学 立志救国
1890年3月7日，绍兴东关镇（今属绍兴市上虞区）的永茂米行充满了喜悦。原来，这一日，米行老板竺嘉祥又喜得一子，这个孩子就是竺可桢。
竺可桢自幼敏而好学，3岁时就跟着哥哥竺可材读书识字，5岁时进入学堂。不过几年时间，竺可桢便可熟读四书五经。为把儿子培养成才，竺嘉祥特意为竺可桢请了家教，他用米行三分之一的收入聘请了名师章镜尘。
1899年，镇上开办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式学堂。后来，竺可桢进入这所学堂学习，他十分喜欢学堂开设的自然常识课程，越是接触越是渴望汲取更多新知识。由于在校期间成绩优异，小学毕业后，老师鼓励他去大城市读书。然而，此时家中日子过得艰难，幸得良师章镜尘的资助，竺可桢于1905年只身前往上海求学。
这时期，面对国家主权丧失、民族危亡的形势，一批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苦苦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开始在国内宣扬民主共和的思想。
竺可桢在上海求学期间十分刻苦，先后在澄衷学堂、复旦公学、唐山路矿学堂读书，学到了大量现代科学知识。他还经常阅读宣传新思想的书报杂志，逐渐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竺可桢科学救国的理想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的。
1910年，竺可桢顺利通过第二届庚款留学公费生的选拔，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从上海前往美国。坐在这艘开往美国轮渡上的留学生们心情是沉重的，因为庚款留学代价极大。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按照条约，清政府向11个国家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史称“庚子赔款”。后来，美国政府提出，将这笔赔款的大部分用来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于是就有了庚款留学。
竺可桢到了美国，选择专业时考虑到中国以农业立国，他填报了农学专业，进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通过专业学习和实地考察，竺可桢发现美国的农业体制及耕作方式与中国不一样，难以在中国运用。1913年，竺可桢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选择继续深造的专业时，他选择了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气象学专业。
这一年，竺可桢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研读气象学专业。在当时，气象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国内对于气象学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但竺可桢深知气象学的价值。于是，他抓住一切机会汲取知识，一步一个脚印攀登科学高峰，为科学救国积蓄力量。
学成归来 科学救国
1918年8月，正是收获的季节。
历经5年寒窗苦读，竺可桢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时的竺可桢，在美国气象学界声名鹊起，前途一片光明。但忧心国家前途命运，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
归国后，竺可桢满腔抱负，本想大干一番，然而现实却狠狠泼了他一头冷水。
此时的华夏大地，满目疮痍，各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各国。和5年前相比，国内气象学科的发展仍在原地踏步，甚至连现代气象观测站都没几个。此时的美国已有200多座测候所，而国内香港和上海的测候所还是由外国人控制的，中国没有气象主权。看着这样的景象，竺可桢倍感痛心。
竺可桢清楚地知道，从老百姓的生活到农业的生产，再到国家战备，都离不开气象学，中国需要尽快夺回气象主权。为了让气象早日服务于国家发展，竺可桢付诸行动，决定去大学教书，为国家培养气象专门人才。
1919年，竺可桢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教授地理学和气象学；1921年，出任东南大学地学系系主任，建立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教授地学通论、气象学和世界地理……从武昌到南京，竺可桢在高校执教近10年。
这期间，竺可桢不遗余力地为国家培养气象专门人才。教授的气象学课程没有教材，他就自主编写教材，认真备课，把复杂的气象学知识由浅入深地传授给学生；地理学、气象学均是应用型学科，他把野外实习作为地学系各科的必修课，在校园里设立测候所，要求学生理论结合实际写专题报告，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竺可桢这时期的学生中，在气象学领域有建树的不在少数。从零开始，中国气象学科就这样一点点生长起来了。
夺回气象主权，自主培养气象专门人才只是其一。气象研究是建立在长时期的、大量的气象观测数据资料上的，彼时的中国气象资源却严重匮乏。正因如此，当蔡元培邀请竺可桢筹建气象研究所并担任所长时，他欣然应允。
1928年，竺可桢离开了熟悉的校园和学生，全力投入中国的气象研究事业。他一方面着手北极阁气象研究所和气象观测站的建立，另一方面紧锣密鼓地组织开展各项气象观测工作。1930年，一则气象预报通过电台从北极阁向四面八方传递。自此，中国人拥有了自主开展天气预报的能力。
收回气象预报的主权后，竺可桢对全国气象事业的发展进行了新的规划。按他的设想，10年内，全国应有10座气象台、180个测候所、1000个雨量测候所。与之配套，还需要建立一支专业的气象测候员队伍。这对于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
经过竺可桢等老一辈气象学家的数年努力，全国相继建成了几十个气象站。中国初步奠定了自己的气象观测网，中国的气象研究事业就此生根发芽。
临危受命 重振浙大
就在竺可桢全心全意发展我国气象事业时，1936年，蒋介石约见竺可桢，邀请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一开始，竺可桢是拒绝的，他放不下气象事业。但在日记里，他也曾写道，“若能于浙大有所补益，余亦愿竭全力以赴之也”。
教育事关民族未来。出于公心，这位科学家郑重作出决定，愿意出任浙大校长。为保障学校教学秩序稳定，他同时提出了“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等要求。得到允诺后，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正式接任浙大校长一职。
科学研究需要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精神，竺可桢将这一精神延续到校长的工作中。在上任前，竺可桢便开始了解浙大的情形。他发现浙大校舍破败，图书馆和许多教室是危房；藏书贫薄，图书仅6万册；教师队伍更是堪忧，国文、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无教授上课，甚至陆续有教授辞职。竺可桢打算从这些方面入手，对学校的教学管理、学系设置等进行重要改革，给师生们创造稳定的学习环境。
在竺可桢看来，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竺可桢千方百计为浙大网罗人才，甚至过路或私人探访的学者也要争取他们做学术报告或演讲。谈家桢、张荫麟、叶良辅、苏步青、贝时璋、涂长望等，浙大在一年中集聚了一大批一流的学者。
为培育更多于社会有益的人才，竺可桢不仅延揽一流的学者，还招收一流的学生，即使在最动荡的时期，浙大也从未放低过录取标准。他经常勉励学生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也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
1936年9月，竺可桢在浙大开学典礼上，给学子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他给出的回答是：“第一，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从此，浙大学子牢记竺可桢的教诲，时常用这两个问题来提醒自己。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浙大校园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然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打破了学校好不容易获得的平静，也彻底打乱了竺可桢在担任校长半年之后就回到气象研究当中的计划。战火纷飞，竺可桢又将如何带领学校在烽火中求存呢？
统领西迁 艰难图存
为给师生创造相对安定的学习环境，竺可桢从一名大学校长化身为一名“统帅”，他带领浙大1000多名师生踏上了西迁办学路。
从1937年11月到1940年2月，浙大从杭州迁往建德，再由建德西迁到江西吉安与泰和，后又到广西宜山落脚，最终抵达贵州遵义与湄潭。这期间，为给师生寻安顿之处，竺可桢不仅要持续预判并规划路线，考察新的迁校地点，还要不断申请经费，处理好与地方的关系，安排好舟车、营地接洽等事宜。
现在回看浙大的西迁之路，学校选择的落脚点都是规模相对小的县城和乡村。一方面因为战争，大城市的铁路交通线正好是日军进攻的重点，另一方面是想边走边普及教育、开启民智，为当地服务。这正是竺可桢对浙大西迁的期待，他希望浙大学子贴近中国社会现实明白自己将来需要承担的责任，也希望一路播撒科学的种子。因为他坚信，“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翻看竺可桢的日记，有这样一则事件。1938年，竺可桢带领师生抵达泰和不久，就了解到学校所在的上田村夏季苦水害久矣。于是，竺可桢发动师生，为当地测量、设计防洪堤坝，和当地政府沟通，组织民众参与建设。最终，在当年6月修筑起了一条长达7.5千米的防洪堤坝，村民把这条堤坝叫作浙大防洪堤。西迁途中，类似的事件不在少数，浙大师生一路都践行着竺可桢当初的期待。
正是在这颠沛流离的西迁过程中，竺可桢主持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二字作为浙大的校训，他希望以此激励师生。之后，竺可桢多次在演讲中阐释“求是”校训的内涵，揭示了“求是精神”就是一种“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理”的精神，必须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一是不盲从，不附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是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事求是。
在艰难的烽火岁月里，竺可桢和他领导的这所大学，坚守着“求是精神”，顽强地推动着中国的教育，让科学的种子在这片土地茁壮成长。当时，与师生一同流亡的，还有全校的图书仪器。学校迁到哪里，图书仪器就跟到哪里，每到一地，就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开出来，按时开课。即便在流亡路上，浙大每星期都要请国内外一流的学者来演讲。于是，一篇篇高质量的论文在中国的山沟中完成。
1944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于4月和10月两次访问浙大，他惊叹于浙大师生不惧战乱，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居然能取得这么多科研成果。回到英国后，李约瑟在1945年10月27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贵州和广西的科学》。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在遵义之东的湄潭是浙大科学活动的中心，在那里不仅有世界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有世界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求是精神 薪火相传
1946年，浙大回到了杭州。与离开时相比，浙大已发展成为拥有文、理、工、农、师、法、医7个学院的全国性综合大学，是国内最好的大学之一。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经60岁的竺可桢也掀开了人生新的一页。他结束了13年的浙大校长生涯，积极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继续践行他一生笃行的“求是精神”，踏遍祖国山河，为中国的气象学研究和应用贡献力量。
“1974年2月6日，气温最高零下1℃，最低零下7℃。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局报。”这是竺可桢留下的最后一篇日记，次日凌晨他离开了人世。斯人已逝，岁月流转，精神永存。
每年浙大新生收到的录取通知书上，有一段文字格外显眼，内容是竺可桢提出的两个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这是浙大给新生上的第一课，给学生种下“求是”的种子。
一直以来，浙大师生始终秉承“求是创新”校训，坚持“求是精神”所倡导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和科学精神，在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在绍兴市上虞区，距离竺可桢故居不远处有一所叫竺可桢中学的学校。学校坚持“让科学之光照亮美丽人生”的办学理念，弘扬“求是”的科学家精神。校园里建有竺可桢事迹长廊、竺可桢陈列室、竺可桢气象站、气象农家乐等气象科普基地。在教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在气象站做气象数据观测记录和分析，在气象农家乐实践气象知识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在一次次实践活动中，学生的心中埋下了发扬“求是精神”的种子。
时至今日，竺可桢毕生倡导的“求是精神”，“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治学态度，“联系实际、不骄不躁、循序渐进”的严谨学风，依旧值得学习与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