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舒玲玲

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高校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不断构筑起人才竞争优势、科技创新优势和教育高质量发展胜势。为此，记者日前走访了浙江工业大学。副校长胡军表示，浙工大以高能级科创平台为载体，畅通平台共建、资源共通、人才共育、成果共享的良性循环，着力构建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贯通的示范样板。

记者：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最迫切要破除的堵点和难点是什么？如何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

胡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虽然是个新概念，但其逻辑内核早已蕴含在高校发展的血脉中，成为高校的长期坚守和内在自觉。当下我们为什么要重提这个概念？是因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两张皮”现象仍然存在。

究其原因，一是管理条线分明，科技归口科技部门管理，教育和人才培养归口教育部门管理，导致考核标准割裂、评价维度单一；二是缺乏一体化的合适载体，不少高校在内部机构设置上同样条块分明，研究院所抓科研、专业系部抓教学，难以真正推进一体化；三是机制壁垒尚未打破，不同法人之间、不同属地之间、不同领域之间的体制机制并未贯通，导致很多要素无法流通。

这就必须深化改革，由改革来破题，打破要素之间流通的壁垒。比如在体制机制协同、人才团队引育、管理体制贯通等方面，我们要大胆探索，通过搭建高能级科创平台，建立本硕博贯通、长周期多平台、跨领域交叉的协同育人模式，组建跨学科、跨单位的联合攻关团队，共建“高校—实验室—企业”产教融合基地，共同推动拔尖创新人才和卓越工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工程示范应用的创新链条。

记者：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必须有实打实的平台载体，作为省属高校的排头兵，浙工大做了哪些创新尝试？

胡军：通俗来讲，科研攻关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人才培养是要培养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人、培养能解决真问题的人。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很多科学研究的问题仍来自书本而非生产实际，很多高校教师都是从高校到高校，科研攻关能力还有待提升。所以我们要走出去与高能级科创平台、行业龙头企业等合作，学校发挥学科、平台和人才优势，科研机构和企业发挥技术、产业和资源优势，联合攻关，实现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贯通。对此，浙工大做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不同类型的创新与探索。

一种是以与白马湖实验室共建的能源与碳中和科教融合学院为代表的自上而下推动的模式。白马湖实验室位于杭州市高新区（滨江），受属地管辖和科技部门管理，与作为省属高校的浙工大在人才双聘、成果互认、资源共通等方面存在客观壁垒，但我们学校校长高翔同时也是白马湖实验室主任，他的双重身份有助于破除合作中的很多堵点、卡点问题，从而将两边的行政资源融合在一起。例如我们提出人才“双融计划”，以浙工大名义去海外招引一批高层次人才，实际工作在实验室展开，人才双聘期间可以在派出单位参加职称评审、项目申报、岗位竞聘、考核奖励等。

另一种是以地方研究院为代表的自下而上推动的模式。这是学校基于推动与企业联合培养专业硕士研究生，而与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共建的实体研究机构。我们把专硕的培养指标给到地方研究院，由研究院找相应的企业“出题”，形成一个个具体的科研项目，由学校教师和企业导师联合指导学生在一线“解题”。

记者：地方研究院起步早、布点多、已成气候，学校如何规范管理地方研究院，以更好地发挥其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建设中的作用？

胡军：从10多年前建成第一家地方研究院——浙工大银湖创新创业研究院至今，我们已经在全省建成了30多家地方研究院。浙工大有3500余名专业硕士研究生，按照目前一个研究院培养200多名学生的规模，就有6000多人活跃在产业一线，10年就能培养出6万多名工程师。这批学生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学校建设地方研究院的初心，我们把实验室移出校园、搬进园区，就是倒逼教师带着学生走出校园，到一线去解决真实问题。

但布点多了就容易滋生乱象，容易“把好经念歪”。由于一开始缺乏规范的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致使个别教师跟某个地方干部关系好，就借着学校名义去搞地方研究院，甚至套资源、谋私利。我们从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潜在的问题，开始治理地方研究院乱象。

首先是提高准入门槛，要求地方研究院的筹建经费每年不少于1000万元，杜绝教师个人签约行为；其次是依托学院管理，我们把地方研究院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捆绑在一起，把管理职责与权限下放到二级学院，要求一个地方研究院必须依托一个学院、服务一方产业、支撑一门学科；最后是重塑评价体系，分地方考核、学校考核两个维度对地方研究院进行评价考核，其中学校考核又包括助力人才培养、推动学校科研、服务地方产业及其他特色专项工作等打分模块。

在“学校布点、学院建点、学科团队蹲点”三级联动的管理运营模式下，我们的地方研究院发展势头迅猛、成果斐然。在去年年底的省属高校地方研究院年度评估中，我校有5家研究院获得A等，数量居省属高校第一。秉持着“新建必须谨慎，关停必须坚决”的原则，对于那些考核不合格的地方研究院，我们也在逐步关停。

记者：学校如何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并以此为支点撬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贯通？

胡军：早在2017年，学校党委书记蔡袁强就提出要做有组织的科研。有组织的科研蕴含着两个逻辑概念：一是强调过程，做有组织的科研；二是强调结果，做有用的科研。对此，我们倡导科研活动团队化、团队活动平台化、平台运行实体化，通过有组织地布局学科建设方向、培育重大重点创新团队、推进重大关键任务、重构有用科研的成果产出与评价机制、构建完整的专利转化新体系等一系列“组合拳”，推动科研组织模式迭代升级、打造科技攻关集团军梯队。

从单团队作战转向大兵团协同攻关，我们一方面推出“科研北斗计划”，依据学校标杆性杀手锏技术清单，通过揭榜挂帅，建立首席科学家负责制，自主筹建科研北斗创新团队并实施团队绩效考核机制；另一方面，重塑干部考核体系，要求各二级学院“指标上墙、挂图作战”，将教师个人利益与学院重大突破捆绑在一起，将全学院教师拧成一股绳。

得益于有组织科研的开展，过去7年也成为学校发展历史上浓墨重彩的7年。近7年成功获批的国家重大重点类项目占学校建校70年来的86%、签订的千万元级及以上的横向科研项目占比超95%，获资助17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新增的国家级人才中有80%都由学校自主培养……机制到位后，教师们服务国之大者、承担重大任务的意识越来越强，今年我们牵头申报的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就有37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