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钱塘江北岸的海宁市盐官镇，除了有奔腾浩荡的钱江潮景观，还孕育了诸多名人，比如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

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师之大、高山之高，仅是他的“境界说”便妙不可言，令人受益匪浅。当我们准备从王国维故居——娱庐出发，探寻大师的一生时，却不料故居所处的盐官镇西门内周家兜区域因建设度假区项目而关闭。经提醒，记者来到了距离周家兜20多公里的海宁市王国维小学教育集团静安小学。学校以王国维命名，从大师的学术思想中提炼出“尚自然，展个性，成大师”作为办学理念，学校里的文化馆布展精致，供人一瞥大师的半百人生。

求学：并非一帆风顺，最终独上高楼

用现在的话说，王国维的原生家庭条件一般，父亲王乃誉在江苏溧阳县衙做幕僚，王国维自述“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但王家有一个显赫的远祖——王禀。北宋末年，王禀坚守太原城，抗击金兵，宁死不屈。南宋建立后，王禀被追封为安化郡王，谥忠壮。从此，王家成为海宁“巨族”。但到清末，王家已经衰落。不过，王氏家族并未中断读书的种子，王国维亦是自幼就泡在书堆里。

一、“鸡娃”之下的一试而中

1883年，7岁的王国维进入私塾，学习《千字文》《三字经》等传统儒家启蒙经典。到了10岁那年，王家迁入新宅，即现存的王国维故居。王国维听从父亲安排，转学至李善兰的学生陈寿田开设的私塾。李善兰因译介西方数学、天文学而闻名。显然，为儿子挑选这样一位师从西学大家的先生，王乃誉是有所考量的。

乔迁新居没多久，王国维的祖父病逝。历经世乱、看破功名利禄的王乃誉决定辞去职务，居家“课子自娱”。“自娱”——他带回了不少金石书画方面的著述研究，“每深夜不辍”；“课子”——他不仅督促王国维学好私塾课程，也会“口授指划”，带王国维写诗题对、临帖习字、鉴别书画古器。王国维是长子，王乃誉对他要求颇高，“教其不可畏事，亦不可卤莽”，但王国维总是“畏缩拖沓”，写字“游衍随意”，王乃誉责备他读书“犹马之脱辔，鹰之脱鞴，一纵不可收”，等等。

这何尝不是一种“鸡娃”呢。王乃誉的做法开阔了王国维的视野，也很难说后来王国维的“独学”态度是不是受父亲“自娱”的影响。总之，“鸡娃”之下，1892年，16岁的王国维一试而中，成了名噪乡里的秀才。

这段时间，王国维开始交友论学，与同乡褚嘉猷、叶宜春、陈守谦议论古今大事，四人被誉为“海宁四才子”。同时王国维展露出专研学问的迹象。一是他开始读“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四部书是他“见友人读而悦之”，拿出积攒的压岁钱购买的，“是为平生读书之始”。二是他开始研究古籍，尝试“考据”，甚至还撰文“条驳”翰林院编修俞樾的《群经平议》——此文为王国维的第一篇学术论著。

二、从十里洋场开始半工半读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各种关于“变法”“新学”的书刊传到王国维手中，激起了他出国留学的想法。无奈家境困顿，王国维只能继续走科举之路，以期谋得一官半职。

然而，中秀才似乎花光了王国维的“考试运”。1892年、1896年、1897年，连续3次，他赴杭州应试都未考取。最终，王国维断了考取功名的念头，父亲王乃誉也不再指望他中举做官，而是“通达中西要务以自立”。

这时候，王国维已经成家。为了养家糊口，也为了更好的前程，他辞去了塾师的工作，于1898年年初告别妻子，来到上海寻觅新的出路。

在同乡的介绍下，王国维来到时务报馆。彼时的《时务报》由汪康年管理。见王国维不过是个20岁出头的文弱书生，上齿外龅，沉默寡言，汪康年就安排他做了书记，负责抄写、校对以及登记往来客人、书信。工作繁重，薪水少得可怜，馆内还有派系斗争，得不到重用，种种情形让背井离乡的王国维感到郁闷，却又不得不忍耐。

这时，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开班了，王国维的人生迎来重要的转折点。

因为报馆需要翻译日本新闻，缺少通日语的译员，王国维提出去东文学社学习，汪康年同意其半工半读，“日以午后三小时往学焉”。这不仅打开了王国维涉猎西学的大门，也使他结识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罗振玉。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

这是王国维《咏史二十首》中的一首。罗振玉看到他题写在扇面上的这首诗，不仅书法有功力，内容更是大气磅礴，“惊为异才，将有以培植之，俾成大器”。于是，罗振玉不仅免去了王国维的全部学费，还让他担任学社庶务，按月领取薪水。两年后，他又资助王国维东渡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进一步深造。

罗振玉长王国维11岁，他对初出茅庐的王国维以诚相待，这让王国维心存感激。两人从此成为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后来还成了儿女亲家。只可惜，最后因种种事由二人断交，直至王国维自沉。这组诗的手稿罗振玉一直收藏着，直到王国维去世一年后，才拿出来发表。多年后，当回忆起这段往事，罗振玉仍然不胜感叹：“君博学强识，并世所稀。品行峻洁，如芳兰贞石，令人久敬不衰。”

三、独上高楼追求学术之“专门”

终于能出国留学，王国维的身体却很不争气。在东京仅四五个月，他就因“脚气病作”而不得不返回国内养病。但他并没有放弃兼通中西文化的理想，决定凭着已经掌握的知识努力摸索。他认为“国家最高之专门学校”，“所授者亦不过专门中之普通学，与以毕生研究之预备而已”，他志在“研究专门中之专门”，这是“毕生之事业”。自此，他开始“独学之时代”。

学些什么呢？王国维认为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埋头于西方的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哲学，读康德、尼采、叔本华。他还开始尝试用西方的理论来解读中国文化，“独学”由此迎来了第一个辉煌的学术成果——《红楼梦评论》。王国维对悲剧与喜剧、优美与壮美等议题发出哲学、美学上的批判。可以说，新旧“红学”的疆界由王国维划开，他开出了“考证之题目”，欲以“考证”取代“索隐”，给方法论，又以“题目”标示方向，指明研究的目标。

教书：从师范到清华园

当然，“独学”不代表王国维像父亲王乃誉那样隐居不出。事实上，从日本回来后，王国维在“独学”的同时也开始了教育事业。

一、徜徉在“教育世界”

《教育世界》是1901年罗振玉为张之洞谋划行政、改革学制而创办的。创刊头3年，主要译载东西方教育专书，供新办的学堂摘录使用。罗振玉偶尔也会亲自撰稿，但他要务繁多，无暇顾及，便邀请王国维接手。王国维接手的第一期，便公布了“改章广告”，指出除选译专书外，杂志将增加自编自撰的文稿，栏目包括插画、论说、学理、教授训练、学制（教育史）、传记、小说、丛谈、本国学事、外国学事、杂录、来稿、文牍，向“海内同志”征文。

从接手改刊到1908年杂志停刊，4年多的时间里，王国维文思泉涌、信笔驰骋，将杂志的视野扩大至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美学等领域，像《红楼梦评论》等学术著作都是首发在《教育世界》的。这种改革正应了他的教育思想——倡导德、智、体、美“完全之人”的新教育。

二、两度任教师范学堂

人们熟知的王国维，是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其实他的从教之路是从通州师范学校开始的。

1902年，张謇在与罗振玉一同考察日本教育后，在江苏南通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罗振玉此时已经前往广州任“两粤教育顾问”，便推荐王国维前往南通。当时国内师资奇缺，也没有办师范学校的经验，王国维成为唯一的中国主课教师，“授伦理、国文”。

通州师范学校的招生对象是贡、举、生、监出身的学生，有些已经年过40，而当时王国维不过27岁。学生管劲丞回忆，王国维年纪小，仅有秀才资格，再加上他讲课多用外国教材，中英文夹杂，学生听不懂，也不怎么尊重他。

就这样教了一年书后，王国维离开了通州师范学校，专心主编《教育世界》。到了1904年年底，罗振玉受江苏巡抚端方邀请，在苏州开办江苏师范学堂，王国维又受邀来到苏州任教。

这是国内最早的官办师范学校，开设了历史、地理、理化、博物、简易五科，王国维依旧教授伦理课。有了之前的经验，这一次，王国维讲课“能沟通不同之中外礼俗，时创新说，着眼当时之国势民风，讲求实效，而为学生心悦诚服”。

在苏州任教这段时间，王国维“颇以词自娱”。罗振玉把王国维在东文学社的老师藤田丰八请来，任学校总教习。师友相聚，经常饮酒谈笑。苏州环境优美，名胜众多，王国维经常四处游览，也都通过填词抒发雅兴。这段时间他填的词形成了《人间词甲稿》。

可惜，才过了一年，因为与通州师范学校间的竞争，罗振玉离开江苏师范学堂，大批教职人员也随他离去，包括王国维。

三、成为废帝的“南书房行走”

离开苏州之后，王国维先是回到海宁，乡里想推举他为县学务总董，王国维推辞了。1907年4月，由罗振玉推荐，王国维来到北京，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后又任图书局编译和名词馆协修。其间，王国维主要研究戏曲，创作《词录》《曲录》《宋大曲考》《明杂剧六种跋》《元曲选跋》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枪声传来，京师岌岌可危。11月，王国维一家随罗振玉一家东渡日本，寄居在京都郊区。接下来的几年，王国维认为是“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的时期。

受罗振玉影响，也为生活所迫，王国维需靠笔杆子赚钱，他“尽弃”平生所学，开始专研经史。拓本、古器物、晋汉简牍、金文、甲骨文……都成了王国维研究的对象。《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古史新证》等一系列研究成果，轰动海内外学术界，开近代中国古代史研究之新河，王国维也因此成为中国新史学的开山。

1916年2月，王国维回到上海，来到哈同花园，出任《学术丛编》编辑。那时出入哈同花园的是章太炎、沈曾植、康有为这样在各个领域独领风骚的人物，足见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受到各界认可。

时间匆匆来到1923年，民国以后仍在紫禁城小朝廷里的废帝溥仪，召杨钟羲、景方昶、温肃和王国维为“南书房行走”。清朝时，只有进士、翰林才有资格陪皇帝读书。现在，清已亡，南书房形同虚设。但对只中过秀才的王国维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恩宠。对于召他“入朝”、赏赐五品衔、可在紫禁城内骑马等“上谕”，他都亲笔记录下来。更有趣的是，觐见“皇帝”时，需要穿朝服，王国维没有，还是向别人借的。只见他身穿清官褂袍、脑后还拖着一条辫子，向已经是西式发型的溥仪三跪九叩。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王国维上过两封奏折。一封是建议把紫禁城改建为皇家博物馆，这样就能保全紫禁城；另一封是提倡以周公孔子的学说拯救中国乃至世界。两封奏折无不透露出他作为前朝遗老的守旧思想。

在小朝廷的日子其实是非常无聊的，没过多久，王国维就被各种钩心斗角闹得心灰意冷。随着溥仪被赶出紫禁城，王国维的“南书房行走”差事也结束了。

四、搬进清华园

京郊圆明园旁的清华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同时筹设研究院，要聘请一批专家学者任教。校长曹云祥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主张非请一等学者不可，并指明要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最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相继到任，成为研究院四大导师。此外，还有考古学家李济、外国文学专家吴宓任教，阵容堪称全国一流。

1925年4月，王国维举家迁进清华园西院的两所平房。在清华，王国维的课时不算多，“古史新证”每周1小时，“说文练习”1小时，“尚书”1小时，后来又增加了“仪礼”1小时，他有足够的时间自己研究著述。

出于“知治学方法而其理解力足以运之者，最为上乘”的理念，王国维在指导学生时，特别重视研究方法的指导。学生们对他的印象都很好。蔡尚思回忆初见他时“一是惊骇他仍留着辫子，二是喜欢他的和气和虚心，一点也没有架子”；周传儒说他“他人已说过的东西，从来不抄袭，不掠美，不诋毁，说话负责，做事负责，是一个道道地地、扎扎实实的君子”。

王国维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梁启超就“极服先生之学，凡有疑难，皆曰：‘可问王先生。’”。陈寅恪也时常与他交流讨论。虽然年长于陈寅恪，但王国维对陈寅恪十分信任，遗书里还将后事托陈寅恪和吴宓办理。

清华园里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导师间和谐的友谊，让王国维能安心地教学、生活。只是好景不长，王国维50岁前后，北伐战争开始了，湖南也开始了工农运动。

1926年9月，王国维年仅27岁的长子潜明病逝。正处在丧子之痛中，亲家罗振玉又因后事的安排与王国维闹起了矛盾，发出“绝交书”。

种种事件重叠之下，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向侯厚培借了5元钱，来到校门口乘上黄包车前往颐和园。在石舫前坐了一会儿后，他步入鱼藻轩，吸纸烟，再然后，投入湖中……

现在，来到清华园内大礼堂的西侧，“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庄严地矗立着，四周的槐树洒下斑驳树影。石碑由清华师生募捐建成，梁思成设计，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陈寅恪撰写碑文，于1929年7月王国维去世两周年之际落成。碑文最后写道：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一年夏天，清华研究院正式停办。纪念碑落成的意义，变得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