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 莺 通讯员 张自恒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学者、朴学大师，研究范围涉及历史、哲学、政治、朴学等，一生著述甚丰。
周恩来总理评价他“学问与革命业绩赫然，是浙江人民的骄傲”；胡适说他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当代文史学者刘梦溪说，“回观整个二十世纪，如果有国学大师的话，章太炎先生独当之无愧”。
章太炎兼革命大家与国学大师于一身，一生特立独行。鲁迅是他的学生，曾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高度赞扬了其师：“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章太炎为什么获得这么多人的高度评价？是什么让鲁迅对章太炎如此尊敬？当下，我们该如何传承他的优秀品质和精神？让我们一起走近章太炎，在了解他传奇一生的同时，感受他留给世人的巨大的精神财富。
不仅仅是国学大师
章太炎，生于浙江余杭仓前。这是一座具有800余年历史的江南古镇。章太炎出身书香门第，世代行医，祖父章鉴有许多藏书，给幼小的章太炎以无穷的知识滋养、浸润与熏陶。6岁时，他就吟出了平生的第一首诗——“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
为培养章太炎，具有深厚国学基础的外祖父朱有虔从海宁来到余杭，在章家一住就是4年。1890年，章太炎的父亲章濬去世。此后，章太炎离开仓前古镇，来到了西湖孤山之麓的书院——诂经精舍，师从俞樾。俞樾曾在诂经精舍主讲30余年，博通经史。
在恩师俞樾的引领与指导下，加上章太炎天资聪明、勤奋好学，他进步很快，成绩卓著，深得老师的喜爱。在诂经精舍，他撰写了平生的第一本书《膏兰室札记》。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给一心治学的章太炎带来了沉重打击，他断然离开杭州，前往上海，参加康有为与梁启超创办的强学会，从此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章太炎通过报纸宣传革命，以激发人们的革命斗志，唤醒更多的民众。1897年回到杭州，编辑《经世报》。1898年，应张之洞之邀，前往湖北筹办《正学报》。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3年，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1906年出狱后前往日本，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晚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章太炎一生办报先后多达15种，很好地宣传了革命与教育思想。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需要我们用一生去学习。
1936年6月，章太炎在临终前一周仍坚持带病上课。他曾说过：“饭可不食，书仍要讲。”这也正是教育家精神中“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典型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章太炎从来不是在一种平静状态下接受某一思想（或学术观念），而始终是坚持“依自不依他”的独立意识，在争辩中、对抗中选择取舍，融合贯通。章氏治学讲求自得，既反泥古，也反媚外。评判历代学术，其重要标尺就是能否“独立自得”。而对西方学术，章氏从来都是以我为主，不为所拘。上世纪20年代，章太炎有一段自白，很能表明他这种治学风格：“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报》笔政，梁启超主《新民丛报》笔政，双方为国体问题辩论得很激烈，很有色彩。”章太炎之不同于清儒，不只在于他有幸借鉴泰西学说，学术眼界更为广阔；更在于其超越考据，直探义理，成为近代中国真正有思想的大学者。
大师们的老师
身兼斗士与学者的章太炎，一生屡遭世变，多次卷入政治斗争旋涡，可依然著述、讲学不辍。他一生先后有4次比较大型、持续、一定规模的讲学活动，分别在日本、北京、上海与苏州。
第一次讲学是在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前往日本，当年秋天开始，为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开办国学讲习会，并一直持续到1909年。讲授内容包括诸子和音韵训话，以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为主。当时听课的学生有100多人，多是中国留学生，也有一些日本人。章太炎门下弟子有诸多大师，比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的父亲）、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鲁迅弟弟）、沈士远、沈兼士、许寿裳等，都在那时听过章太炎讲座授课。当时著名的“周末班”，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办的。回忆当时的情景，弟子许寿裳是这样表述的：“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释，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
第二次讲学是在1913年，章太炎在北京被袁世凯软禁时。他在写给夫人汤国梨的信中说“以讲学自娱”“聊以解忧”，并写出了《驳建立孔教议》。章太炎的此次讲学，前来听讲者甚众，大多为京城各大学的教员和学生。
第三次讲学是在1922年，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邀请，在上海作了国学系列演讲。此次讲学共10次，持续一个半月。章太炎每次来上课，都有五六个弟子陪同，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根据此次讲学，曹聚仁编成了《国学概论》一书，此后由张冥飞整理出版《章太炎国学讲演集》。
第四次讲学是章太炎晚年在苏州时。1933年1月，章太炎在苏州成立国学会。1933年至1934年，他先后演讲20多次，盛况空前。1935年，自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作为私人学校作国学演讲，由汤国梨担任该校教务长，学生中最小的18岁、最大的73岁，住校者达百人之多。
另外，他还接受邀请到各地讲学，如1901年在东吴大学任教，1903年在上海爱国学社任国文教员，1925年在长沙辰光学校演讲。1926年6月任职上海国民大学校长，1933年3月在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演讲《国学之统宗》，在无锡师范学校讲《历史之重要》。
章太炎桃李满天下，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弟子，因而也被称为“大师们的老师”。在讲学过程中，章太炎“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和“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一直为世人所称道。
先生倡导的素质教育
章太炎将学问分成两类：一类是基础知识，另一类是应用知识。他认为，基础知识最为重要，对于学生来说，是发展的根本。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和整理，章太炎将基础知识概括为书（语言文字学）、数、史三大方面，认为基础知识学了虽没有用，但也应该学，而且是教育的第一步。
“书数通了就要讲历史”，章太炎十分重视历史教育。他认为，“大概历史中间最要的几件，第一是制度的变迁，第二是形势的变迁，第三是生计的变迁，第四是礼俗的变迁，第五是学术的变迁，第六是文辞的变迁，都在志和传里头”。
章太炎生活在国家、民族濒临危亡之秋，因此他提出要以史育人，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他指出：“欲成大器必先通史，不通史而不知古今，而不知古今，且不知经世致用。”
他认为，青年学生不学历史，就无从爱国。“现在的青年，应当明了是什么时代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应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问题，在历史上，可以全部找到明确的指示。”
章太炎从民主革命的思想出发，大力提倡发展人的个性。他认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个性，才能孕育新的大群，推动社会的进步。
因此，他提出教育要重视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一思想与当前提倡的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高度吻合。
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一直受到孔子儒家思想的影响，观念保守、内容陈旧、方法机械、目标单一，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个性，使得受教育者的潜能不能得到充分的挖掘。
然而，章太炎也反对“学问专为致用”的功利主义教育观念。
尤其是在洋务派创办学堂后，以实用的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全面否定国学。章太炎认为，这样会把学生培养成工具，而忽略了人自身的价值。
他说：“学问本来是求智慧。”“求学不过开自己的智，施教不过开别人的智。”“致用本来不全靠学问，学问也不专为致用。”“致用的学问未必真能合用；就使真能合用……机会不巧，讲致用的还是无用。”
教育要开启学生的智慧，就必须对学问进行创新。“学问既然为求智慧，得了前人已成的学问，不可将就歇手。要知道，知识与道德，原是不同；道德或者有止境，知识总是没止境。以前的人积了几千年的知识，后人得了这个现成，又发生自己的知识来，就比前人进了一级。现在看当时的后人，又是前人，应该要比他更进一级，学问才得新新不已。”
章太炎把教学形象地比喻为做买卖，前人的学问是本金，创新的部分是利息，也就是自己的智慧。如果不去创新，“那么就求了一千年的学，施了一千年的教，一千年后的见解，还是和一千年前一样，终究是向别人借来的，何曾有一分自己的呢！”
章太炎在提倡常识教育的同时，着重提出常识也需要创新：“常识不是古今如一，后来人的常识，应该胜过古人，但要求一代一代的人，常识辗转增进。”他认为，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关键在于教育者在学问方面要有独到的认识和精辟的见解，在教学方法上要做到化难为易、化繁为简。
为此，章太炎从发展个性、开启智慧、掌握常识的角度出发，突破了传统教育所谓“三纲五常、四书五经”的教育观念和内容，重视历史教育，增进人们的常识，培育爱国精神，把个人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章太炎一生坚持常识教育，提倡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发展智力、培养道德、大胆实践、敢于创新，从本质上讲，是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放在当下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