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金辉

不知是预习与我天生有缘，还是我对预习情有独钟，我一上小学就学会了预习。

我是60后，第一次拿到的语文课本上面印着毛主席像。

教师并没有布置任何作业，只吩咐我们回去之后，能找到旧报纸的，就当书皮包一下。

我回到家，居然吵着要爸爸妈妈教我读书。

那个时候学生书读得好不好，没有像现在那么被大家在乎。教师更喜欢上的还是音乐课、体育课、美术课和劳动课。

能当上小助手是学生最大的荣耀，哪怕只能当一回。

小助手除了在早读课上帮同学背书，还会在每周二、四下午的读报课上，把少儿报刊上的文章读给大家听。

小助手最光荣的事就是替数学教师批作业。打钩打叉，钩叉打大打小，打几分，全由小助手说了算。

考虑到我们放学后还要帮家里干活，教师很少布置作业，当然从来没有布置过预习作业。

预习只是想当小助手的学生干的私活儿，四年级我不当小助手了，事先偷偷学一下新课的习惯也没有停止。

记得有一次数学测试卷上出现一道应用题，我看与下一节课将要上的例题相仿。于是，我模仿着那道例题来做，结果全年级就我一人做对，我获得了那次测试的第一名。

后来，我成为教师，把这个学习的好方法传授给我的学生，但并不强迫他们接受。得到我“真传”的学生，几乎都能获得优异的成绩。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教师的儿子。整个小学阶段，他几乎每科每课都坚持预习。结果，他每次考试都能得第一名，长大后还顺利地考上了公务员。

还有一个女生，我从小学六年级接手教她。她爱读课外书，知识面很广。但升到初中后，她一时不适应，一味被动地完成各科教师布置的大量习题，成绩一落千丈。

她急切地打来电话问我怎么办，我告诉她，就按自己的办法去办——预习，掌握学习的主动权。

“那老师布置的作业做还是不做？”

“没有必要做的可以不做，你先忍着老师的训斥。等你取得好成绩后，老师自然会理解的。”

听了我的话以后，她大胆地采用先预习的方法，把课本上的作业完全弄懂，再做教师布置的课外作业。不出3个月，她的学习成绩又噌噌噌地跃居班级前3、年级前50。后来她考上了县重点高中，高考时考上了自己心仪的某理工科大学。

说到这，读者应该能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了：预习其实就是事先进行的主动学习。谁学会预习，谁就能掌握学习的主动权，就一定能取得好的学习成绩。

然而，事到如今，我突然发觉，“预习”有些不对劲了。

前不久，我参加了一次较高级别的语文教学研讨会。在会上，我一连听了9节课。

我强烈感觉到，这9节课结构严谨，进展流畅，细节超乎完美，但完美得很不真实，就连学生习题也清一色地得到100分。

如果让我当评委，我根本分不出这9节课的高下，每节课都是百分百成功。

我一打听，原来上课之前，教师全都布置学生预习过这一课，还给每个学生发了“预习单”，甚至所有的习题学生都做过一遍。

这么做的结果显而易见，以公开课的“成功”标准，这些课又怎么会不“成功”呢？

学生这么“预习”一番，再来上教师的公开课。谁能保证，学生在课堂上说的是发自内心，写的是临场发挥的切身体验？

我对这样的“预习”担忧了起来。

课堂教学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而学生“预习”甚至“预演”（事先对公开课进行排演）后，很容易把思维过程以及问题的答案固定在预设的模式上，这样的师生课堂问答，还能算是生命中激起的“火花”吗？

课堂是落实学习要素的主阵地，是演绎学生思维过程的主战场，师生的教与学必须在课堂这40分钟的单位时间里得到检验，但如果课堂经过“预习”，课堂效果如何测评呢？

我的担忧并非不着边际，当今社会发展到人手拥有一部智能手机，获取人类几千年积累的知识，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轻而易举，因此不应该是我们的课堂教学首要解决的问题。

相反，我们要千方百计杜绝的是学生直接到网上搜索并抄袭答案的“假学习”现象。

一旦学生误入这一歧途，将成为新时代的白痴，终身与真正的学习无缘。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配套的《课堂作业本》应该当作机密材料严格保管，只在课堂上发给学生使用，一课学习完毕即马上回收。

这样一来，“预习”的形态就变成与教材相关的大量课外阅读或实践。在课堂上，学生就能够独立思考，慢慢学会依靠自己解决实际问题，从而锻炼能力。

作为教师，就可以在课堂上落实学习要素，至于落实到何种程度，课后学生需要哪些拓展、作哪方面的弥补，教师就能做到心中有数。

公开课不能这样“预习”，常态课也不能这样“预习”。“预习”后再上课，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受到阻碍，教育改革将被引向死胡同。

刷题、猜题、押题的时代即将过去，需要我们沉下心阅读并积极思考的时代即将来临，学习上的任何投机行为终将被历史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