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池沙洲 文/摄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大先生。比起战争和动荡的年代，今天是一个平凡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是英雄造时势的时代，而是平凡人作出不平凡贡献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原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王英杰作此断语，是为了回应现在某些“为什么今天没有大先生”的质疑声音。

10月12日，第41期明远读书会在杭州银湖书院举办，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亲临推介新著《我所认识的大先生》，借此向公众传递一个信念：大先生就在我们中间。当今中国教育界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做学问和做人的水准都是顶流，对当代中国教育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他们绝对有资格被称作“大先生”。

勤学笃行，坚守平凡

《我所认识的大先生》一书共收录了顾明远撰写的50篇文章，每一篇都介绍了一位当代中国教育家。比如原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承绪（第7篇传主），他是我国第一批比较教育学博士生导师，主编了我国第一部《比较教育》教材，是我国比较教育学的奠基人。

顾明远在书中这样描写王承绪：“每次我到杭州他的家里去看望他，总是见到他在看书——戴着那副高度近视眼镜，镜片几乎贴到书本上。”大先生勤学不倦的身影跃然纸上。

有一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邀请王承绪赴京参加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时任所长王英杰亲自到火车站去接，可是左等右等也没有等到人。

后来才知道，80多岁高龄的王承绪一下火车，看时间还早，就坐公交车前往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一个人徜徉书海去了。

除了举王承绪的例子，王英杰还讲了河北大学原教育系外国教育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教育史学界泰斗滕大春（第5篇传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师、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奠基人汪永铨（第26篇传主）等人的故事。他们在耄耋之年，还会为了查一本书、弄清一个问题专门打电话向王英杰寻求帮助。

“在和这些大先生交往的过程中，我能深切地体会到他们的学习精神，尤其是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王英杰总结，在我们原先的概念里，大先生都是高山仰止、高不可攀的人。“而这本书里所描写的大先生与我们的传统认知有较大差距，作者没有把大先生奉为神明，没有将大先生供上神坛，而是用观察入微、朴实无华、充满感情的文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平凡的人，同时也为青年教师勾勒出了如何成长为大先生的一张路线图。”

这张路线图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岗位上保持一颗平凡的心，终其一生，坚守平凡，发现平凡中的神奇。”

而这颗“平凡的心”，用王英杰的话来说就是“初心——对学生的爱、对教育事业的爱”。

一生挚友，契若金兰

顾明远向大家梳理了这50位传主，“从年龄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我的老师、我的领导，我接受过他们对我的教育；第二个层次是我的同伴，有的稍比我年长一点，但也是我的同辈；第三个层次是晚辈中的一线教师，他们给予了我很多新鲜的理念和经验”。

现场的嘉宾中有很多已经读完了这本书，如自称“小字辈”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益民，他提到顾明远一生的挚友、中国教育技术学奠基人尹俊华（第34篇传主）时说：“我读这篇的时候都快哭了。”

尹俊华和顾明远“从小就是同学”，“在江苏江阴南菁中学同窗5年”。当时，学校组织了一支足球队，尹俊华担任队长，顾明远是领队。他们“配合默契”，“成了江阴最强的球队，有一次还战胜了无锡来的一支球队。”

上海临近解放的时候，顾明远看到尹俊华晚上睡在愚园路一个篮球馆的地板上，就把他接到自己任教的弄堂学校。小小的亭子间不可能再搭床，两个人只能睡在一张床上。

顾明远写道：“我睡的是由铁片搭成的铁皮床，铁片已经被压成了布袋形。没有办法，只好去找了一块木板，平置于床板上，我们两人就在一张床上睡了一个月。”

1949年5月26日，两人爬到这所弄堂学校的屋顶上，看着解放军渡过苏州河，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不久，顾明远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来到北京，兴奋地、激动地参加了开国大典”。他劝在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的尹俊华放弃并不喜欢的历史专业，报考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

“我们又在同一所学校学习了。”令人称奇的是，顾明远去苏联留学归国后，他们又成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同事。“我们又同在一个屋檐下，从此就再没有分开。”“交往之密、友谊之深、感情之切，为祖国的教育发展共同奋斗了80年。”

无论相隔多远，一辈子学问、志趣和事业的同步，精神、思想和情感上的共振，这样的莫逆之交、人生知己，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是可遇而不可求，但又是心灵中掺有渣滓的人羡慕不来的。

宽诚待人，热爱生活

在历数了众多大先生的轶事之后，有一个人始终绕不过去，那就是《我所认识的大先生》一书的作者顾明远本人。

王英杰认为，在好学不倦这一点上，顾明远一点儿都不亚于他自己书中所写的那些大先生。王英杰称顾明远为“我的老师”，经常和他一起讨论问题。他们常常抓住一个细小的问题，孜孜不倦地钻研。比如，就在今年，顾明远专门打电话给王英杰，确认“教育学”的英语词根不是“科学”，而是来自德语中的“方法”。

改革开放后，顾明远首次明确提出了“现代教育”这个学术概念，认为现代教育是和现代大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了“教育现代化”思想体系。

“这一观点当时震惊了学界。到了上世纪90年代，顾明远又提出了‘教育的本质是提高人的生命质量，让人活得幸福且有尊严’‘一个人可以通过教育增加能力，对社会和人类作出贡献’等观点。他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对教育有新的认识。”

“待人以诚，待人以宽，谦虚谨慎”是王英杰对顾明远的总体印象，而高益民眼中的顾明远“热爱生活，多才多艺，对什么都很感兴趣，也特别愿意学习”。

高益民还举出了实证：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徽、明远书院的标志，以及《我所认识的大先生》这本书的封面“都是顾老师亲自设计的”，就连书名也是他亲自题写的。高益民的话音刚落，台下就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书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这是顾明远先生给全国的中小学教师概括出来的4个教育信条。”浙江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张绪培接过话头，总结出了大先生的三大特点：一是人特别好，二是对教育特别敏感，三是真的喜欢教育。

张绪培自述上世纪80年代还在学校当校长的时候，曾去上海拜访教育改革家吕型伟（第15篇传主）。他还记得，当时吕型伟正在进行“常态儿童的超常发展”实验，以探索如何挖掘学生的潜能。

吕型伟指出“不要太相信规章制度，学校管理主要是软管理，校长要有自己的人格魅力”，让他感觉醍醐灌顶，取到了真经，以至于后来悟出了“管理学最终是解放生产力，好的学校管理就是真正把学生的学习内驱力激发出来”的管理门道。

世纪勋劳，大道至简

讲到顾明远时，张绪培将他称作“浙江教育的贵人”。

今年是“柯桥实验”结束30周年。上世纪80年代，“柯桥实验”为全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模式，顾明远是主要发起人之一，深度参与并为该实验提供了理论指导。

“上世纪90年代，浙江义务教育合并了数门课程，开设了综合课程‘自然科学’，直到今天浙江仍在使用这套教材。当时有人担心会有副作用，顾老坚决为我们站台，保证了改革的成功。在其后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中，浙江学生的理科成绩并没有波动，有几次反倒是长三角地区最好的。”张绪培说。

浙江省教育学会副会长、杭州师范大学原校长林正范（第49篇传主）也回忆道：“本世纪初，顾先生把杭州师范大学提供的专家酬劳返还，建立了励学奖学金，向学习优秀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生活补助。不但如此，他还每年来杭州，向被资助的学生宣讲学习和为人的道理。”

“国庆中秋假期，我反复拜读了《我所认识的大先生》这本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导师张斌贤指出，“顾老师用白描的手法、简洁朴实的语言记录了他与50位他的老师、同学、同事、朋友和学生的交往，精准地把握了每个人的个性品质，客观地评价了他们的历史功绩，让人读起来很有愉悦感。”

张斌贤评价道：“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实际上为读者展现了一部当代中国教育史。书中人物的身份背景多样，有重要领导，有知名校长，还有一线名师。这群人代表了中国教育界的方方面面。通过一系列故事的讲述，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轨迹。”

“我们读书的时候不能只读文字本身，更要去读文字背后的无字之书。顾先生和他所认识的大先生们，在极为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蓝缕，艰难创业，承前启后，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为我们国家当代教育学的普通分支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像和我们拉家常一样，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了宏大的历史。这就是大道至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