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 倩 朱郑远 实习记者 潘子欣

12月10日，北京迎来今冬的第一场雪。燕园的未名湖畔，蔡元培的青铜塑像静静矗立在林中，听着雪花簌簌落下。今年是蔡元培诞辰155周年，从年初开始便不时有人来拜谒这位开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风的老校长。

时钟往回拨动，1868年1月11日夜11时许，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今绍兴市越城区）笔飞弄一座三进的宅院里，一声婴儿啼哭划破夜空的宁静。迎来了第2个儿子，经营钱庄的蔡宝煜夫妇自然是喜悦欢欣的。他们不会料想到，未来的几十年世事变幻云谲波诡，这个孩子会在激荡之中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关键人物，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山阴学子，年少成名

踏进位于笔飞弄9号的蔡元培故居，迎面而来的是“翰林”二字。这块高悬在门厅的牌匾彰显了属于蔡元培的第一重身份——清末翰林。

走进第三进的一间屋子，简单的桌椅构成了蔡家家塾。蔡元培5岁那年，父母请了一位先生到家里教书，从此走上传统读书人的道路。16岁中秀才，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入翰林——蔡元培无疑是一个成功的读书人，科举入仕，年少成名。

回溯蔡元培的科举之路，有一段经历是万万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在浙东有名的藏书家徐友兰处陪读的时光。自1886年入徐家铸学斋至1892年赴京补应殿试，前后共6年。

蔡元培11岁那年父亲病故，家境衰落；几年后，母亲又得了严重的胃病。因此，考中秀才后的蔡元培没有接着进入官立学校继续深造，而是当起了私塾教师。两年后，经友人介绍，蔡元培来到徐友兰家当陪读，并帮助校勘所刻藏书。徐友兰家中有藏书4万余卷，在这里，蔡元培可以不受任何学术门户之见约束，自由地阅读。

广泛的阅读使蔡元培所作的八股文常有古书中的通假字和句法。奇古博雅的文章令其小有名气，更助其在层层考试中脱颖而出。在参加为光绪皇帝亲政举行的恩科会试时，房师军机章京王颂蔚对他那不类传统八股文的试卷大为欣赏，认为渊博无比。在殿试上，面对一道关于西藏历史沿革及地理状况的题目，贡士中有不少人不知从何下笔，蔡元培则从“唐贞观八年，吐蕃弄赞遣使来朝”谈起，详述山川地理。清代殿试只重格式和书法，不重内容，但蔡元培说自己既“没有拘格式”，在中贡士后的几年里“也并没有习字”，全凭阅卷大臣工部左侍郎汪鸣銮的赏识，被录取为二甲第34名进士。

更重要的是，博览群书让他形成了海纳百家、兼容并蓄的治学风格。蔡元培在《我的读书经验》中说自己“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读到现在，将满六十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他读书“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都读，并且算学书也读，医学书也读”。但他也反思自己“不能专心”“不能勤笔”，读书泛而不精。

那时候，蔡元培应该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上层对他颇为赏识，前途一片光明。就拿户部尚书翁同龢来说，他对前来拜谒的门人大多没有特别印象，就连状元来访日记里也只写了“刘福姚来见”；但蔡元培来访那天，他写下：“新庶常来见者十余人，内蔡元培，乃庚寅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绍兴人，号鹤青，向在绍兴徐氏校刻各种书。”

思想进步，民主革命

就在蔡元培仕途平步青云之时，中国社会正酝酿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的软弱无能让蔡元培感到失望至极。在民族危机的刺激和维新思潮的影响下，他开始广泛涉猎西学。《海国图志》《日本师船考》《电学源流》《化学启蒙》《农学新法》《代数通艺录》《谈天》《天演论》……外国的历史、政治、自然科学，蔡元培样样都学。这种兼收并蓄的学习热情，使他从一名旧式士大夫转型成为新型知识分子，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走上革命之路。

那时候，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戊戌变法轰轰烈烈。但蔡元培并未参与其中，他认为康梁的变法“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正因如此，他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1898年，蔡元培回到家乡，成为绍郡中西学堂总理。他在中西学堂开设了传统的经史类课程和物理、化学、算学等西洋学科，甚至还聘请外教教授日文。3年后，蔡元培来到上海，成为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经济特班教习。早在中西学堂时，蔡元培就请同年中举人、在南洋公学任职的张元济代购该校编纂的教科书。来到南洋公学授课后，他依旧鼓励学生自由读书，会提出政治、法律、教育、时事等各种话题，引导学生进行中西对比，拓展视野。当时在特班就读的黄炎培就说“这种教育方法，切合学生们的要求”，目的“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上海无疑是中西方思想交汇碰撞的最前线。在办学之外，蔡元培也开始从事社会和政治活动。比如，涉足报纸出版业，和张元济合办了《开先报》，后改名为《外交报》；又比如，组织成立中国教育会。

中国教育会于1902年成立，“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拟集合力量，编订教科书；后又建立爱国学社，办爱国女校。

当时，中国教育会内部有激烈、温和两派。“激烈派主张以学校为革命秘密机关，蔡孑民主之；温和派则以名实应求相副，不如纯粹办教育，培养国民，叶浩吾等主之。”教育会中的激进分子是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的重要力量，他们以《苏报》为宣传阵地，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所以有人将中国教育会描述为“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这自然引起封建统治者的警觉。1903年《苏报》被查封，激起了蔡元培更大的政治热情和勇气，他开始亲自参与暗杀和暴动活动。

据爱国女校教师俞子夷回忆，“蔡师知道我对化学有兴趣，嘱我研制毒药”，毒药研制成功后，“蔡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不便，易被人发觉，必须改制固体粉末”，后又决定制炸药，他们“每天定时学习，先制雷银；第一次成功，第二次浓烟上喷而失败，第三次又成功”……

与此同时，蔡元培还受到黄兴等成立华兴会的启示，与陶成章、章太炎等商议成立了反清组织光复会。这也是蔡元培坚定而公开地走向革命的标志。凭借蔡元培的声望，光复会将江浙一带的革命势力联合在一起，徐锡麟、秋瑾、黄炎培等都是在他的动员下加入光复会的。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领导全国人民从事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蔡元培积极将光复会纳入同盟会的领导之下，他自己也由此与孙中山在革命事业上结成牢不可破的关系。

直到人生最后的岁月里，国家和民族处在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蔡元培依旧为抗日宣传活动积极奔走。蔡元培逝世后，周恩来为其撰写的挽联道尽一切：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美育科教，救亡图存

1907年，蔡元培赴德国留学，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留德4年多，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哲学、文学、心理学、民族学、美术史、自然科学……几乎涵盖了人文学科的所有课程。同时也深入了解了德国的教育制度，翻译了若干有关德国教育的文献资料。

这段经历奠定了蔡元培对现代教育尤其是美育的基本理解。1912年，蔡元培在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可谓他的教育施政纲领，其中明确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美育”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主张利用美育陶冶人们的性情，纯洁人们的思想和品格，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提出效仿法国教育行政制度，不设教育部，组织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和教育行政机关。这期间，他主持制定了《大学令》《中学令》等，奠定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乃至研究院的中国现代教育体系。

在外游历学习时，看到“东西各国，莫不有国立美术专门学校、音乐院、国立剧场等之设立”，蔡元培大力推动艺术院校的发展：在上海设立音乐院，后改名为音乐专科学校；又在西子湖畔创立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美术学院前身），现在，它仍是所有美术生向往的殿堂。

看到“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蔡元培坚信科学能救国。在担任大学院院长期间，他筹建中央研究院，将李四光、竺可桢、梁思成、陈寅恪、李济等群英集结麾下，架构起中国现代科技体制。

72岁高龄时，蔡元培仍念兹在兹的，还是教育与民族的命运。最终，他将这种思考总结成8个字：科学救国，美育救国。科学与美育，前者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打造人们物质生活的丰富；后者提升民族文化的软实力，打造人们内心生活的丰盈。

改革北大，开创新风

1916年9月，身在法国的蔡元培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报。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以“国事渐平，教育宜急”，恳请蔡元培归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由此“解锁”了他最为人所知的一重身份——北大校长。

彼时的北大是顽固的封建文化堡垒，尽管旧教员中沈尹默、钱玄同等已开启革新，但因受政治派别、教育体制、人事关系等因素牵制，学校里依旧是歪风横行，根本称不上是治学的场所，充其量是“官僚养成所”。

经营北大之难，难在树立其“治学”的本质，摒除其“官僚”的实质。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来到北大履新。他的新作风令见识过几任校长的学生顾颉刚非常吃惊：过去，北大校长进门时校役都需行礼，校长自然是目不必侧视；然而蔡元培到校的第一天，见到在校门口排得整整齐齐、恭敬行礼的校役，脱下礼帽鞠躬回礼。这一下，便开了北大新风。

5天后，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说。“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3条原则，是他为1917年的北大拟定的3个关键词，直说读书不是混文凭，做学问不是做官。

之后，蔡元培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刀阔斧改造这座旧式学堂，各项举措相继出台，使北大朝着真正的治学场所迈进。他三顾茅庐，请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他不拘一格，凭文章就大胆起用自学成才的梁漱溟；他砥砺德行，大力扶植社团，引导师生建立并参与各类社团活动，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他身体力行，向封建礼教发起冲击，在北大首开女禁，创中国国立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他破阶层约束，招收旁听生，提倡课堂教学、学术活动和社团活动向社会开放，为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各地各阶层创造了条件……

对于旧文化，蔡元培也不是全部排斥。根据“兼容并包”的原则，他也留用和聘请了一些保守派的教师，其中最有名气的当数刘师培和辜鸿铭。刘师培有很深的国学根底，辜鸿铭则精通英语，蔡元培让他们分别讲授经史和英国文学。

以蔡元培入主北大为标志，新文化运动真正有了实在的阵地，新旧两个阵营最活跃的思想者们由他而会集在了同一场域。

时间悄然来到1919年5月4日。由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合游行。北洋政府现场逮捕学生32人，其中有20人来自北大。蔡元培对过热的政治运动有所保留，但倾力支持、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和人身安全，是不争的事实。当晚北大学生在商讨营救被捕学生时，蔡元培来到现场，对束手无策的学生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全场欢声雷动。接着他又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这句话是——“从明日起照常上课”。

五四运动以后，北大学生过于醉心政治，无心求学，他看到其中不良的苗头，于是提出“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使青年们有所觉醒。他帮助不少学生出国求学，寻求救国之道，同时还指导学生力所能及地为社会服务。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是梁漱溟眼中的蔡元培；美国学者杜威认为“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毛泽东更誉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