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公元441年—公元513年），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德清）人，历仕南朝宋、齐、梁三代，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音韵学家。沈约精通音律，是“四声八病”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当时诗歌创作开辟了新境界。其诗与王融诸人的诗皆注重声律、对仗，时号“永明体”，是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他毕生勤于著述，著有《晋书》《宋书》《齐纪》《高祖纪》（《梁武帝本纪》）等史书，其中《宋书》入二十四史。
□本报记者 张纯纯 季 颖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沈约算得上是一名“网红市长”。他出任东阳郡（今浙江金华）太守不过3年左右，却能让这座城市彻底“出圈”。
他在任上修建的八咏楼，李白写过，在赠给自己“迷弟”魏万的长诗里，李白记叙了魏万一路游历的吴越山水，写到金华，便是“落帆金华岸，赤松若可招。沈约八咏楼，城西孤岧峣”；李清照也写过，她登高而望，眼前是滚滚婺江，就此留下了千古名句——“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此外，崔颢、吕祖谦、赵孟頫、宋濂、李渔等名公学士都曾为其赋诗咏怀，传颂至今。
这座本来只是为了纪念水利工程而修建的高楼，因为他们，不仅成了金华的地标式建筑，更是历经千年，仍然闪耀着璀璨的人文光芒。
而这一切，沈约功不可没。八咏楼原名玄畅楼，落成后，沈约登楼临风，题写一首《登玄畅楼》，后又数次登楼，有五言诗《八咏》，仍意犹未尽，便以《八咏》诗中的每一句为题，作了8首长诗，洋洋洒洒共1800余字，时号绝唱，后人遂以诗名改玄畅楼为八咏楼。由此，“楼以诗显，诗以楼传”的故事拉开了序幕。
多而能者遗千秋韵学
然而出任东阳郡太守，沈约心里大抵是不乐意的。当时的他已过知命之年，官至南齐御史中丞，还与萧衍、范云、谢朓、任昉、萧琛、王融、陆倕等人一同参与了有力的皇位竞争者——竟陵王萧子良组织的西邸文人集团，并称为“竟陵八友”，其中萧衍便是后来萧梁的开国皇帝梁武帝。可以说，彼时的沈约正位于政坛的核心圈，仕途畅达。
可惜的是，萧子良没有受到齐武帝最后的信任，竞争对手——齐武帝嫡长孙萧昭业成功登位。对家上台，沈约被排挤出京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相较于好友王融被下狱赐死，沈约已经算得上幸运。
但心中的苦闷仍是有的。文人仕途失意，笔下总是越发出彩。从建康（今江苏南京）到东阳郡，沈约一路走，一路写。经过钱塘（今浙江杭州）时，野棠开得正盛，他见到“标峰彩虹外，置岭白云间”的定山，山壁斜竖，山泉归海，沈约暂时放下了奔波的劳累与被迫离京的抑郁，想要就此留下，“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至新安江，沈约在《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同好》诗中极力铺陈江水的清澈缥碧，“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但眼前的纯净又让他想起了朝政的昏暗，因此寄语远在京城的朋友，“愿以潺湲水，沾君缨上尘”。
像这样借诗歌委婉曲折地表露自己内心的深沉情感正是沈约的风格，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评价沈约诗歌“长于清怨”，并且认为“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而沈约在金华任上所作的八咏系列诗歌，可以说是这些评价的最佳注解。首先是五言诗《八咏》：
登台望秋月，会圃临春风。
岁暮愍衰草，霜来悲落桐。
夕行闻夜鹤，晨征听晓鸿。
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东。
寥寥数语，对仗工整，音韵和谐，明代第一才子杨慎十分推崇，赞道：“此诗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晓，四字似复非复，后人决难下也。”如果沈约在当时就能听到这样的评价，不说洋洋得意，但也肯定会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写《四声谱》时就甚为自得，《梁书》说：“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
沈约还是“四声八病”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归纳了一套诗歌创作时应注意的规范和避忌，即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作诗时将平声仄声交错使用。同时，要忌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大纽、小纽“八病”，以构成抑扬顿挫的声韵之美。
既然提出了高要求，沈约与好友谢朓、王融等人在创作时自然都讲究声韵格律，这样写成的诗歌与用韵自由的古体诗不同，被称为“新体诗”，又因其最初形成于南朝齐永明年间，亦称“永明体”，正是唐代以后形成的“近体诗”的雏形。这也是沈约在诗歌史上最大的成就。
再看由五言诗《八咏》延展出来的8首杂言长诗，体裁介于诗、赋之间，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句式灵活，可以说是别开生面的独创之举。内容上又分别以秋月、春风、衰草、落桐、夜鹤、晓鸿、朝市、山东为对象，对当时的金华进行了全方位的描写，更重要的是写景亦写心，“佳人不在兹，春风为谁惜”“望山川悉无似，惟星河犹可识”“居人临此笑以歌，别客对之伤且慕”……被迫外任的清怨之声，萦绕在字里行间。
虽然8首长诗成为绝唱不是因为字数多，但是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沈约确实能写。据统计，明代张溥编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沈隐侯集》收录沈约诗歌154题253首，其中乐府诗46题119首、诗108题134首；南朝萧统的《文选》和徐陵的《玉台新咏》，分别收录沈约代表诗作13首和43首。
沈约不仅写得多还写得好。“沈诗任笔”说的正是沈约以诗著称，任昉以表、奏、书、启诸体散文擅名。梁元帝萧绎评价“诗多而能者沈约”，恰如其分。
一代辞宗修四朝史书
更厉害的是沈约还能写史书。《梁书》记载沈约著有《晋书》一百一十卷、《宋书》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说：“……是则于晋、宋、齐、梁四代之史皆有所论著矣。古来史臣记述之富当无出其右者。”
可惜沈约所著多数史书未能留存至今，其中《宋书》被列入二十四史，成为研究我国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材料之一。
《宋书》中的八志就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不仅对刘宋一朝的各项制度进行了记载，还载录了一些晋朝甚至三国、两汉时期的制度，足足有三十卷，分别为《律历志》《礼志》《乐志》《天文志》《符瑞志》《五行志》《州郡志》《百官志》。
比如《律历志》保留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父子的《大明历》原文。杨伟和何承天精通天文律历和计算，《景初历》具有较为完备的推算预报日、月食的方法，《元嘉历》又进一步提高了天文数据的精确度，祖冲之的圆周率更是已达世界先进水平，因此《律历志》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评价最高；又如《州郡志》详细记述了晋宋间行政区划的演变，侨州郡县的分布及各州郡的户口数，这对了解当时的地理形势、人口分布、经济状况等都大有帮助。
同时，与一般史书不同的是，《宋书》还多了一些文学“气质”。因沈约自身的文学素养，他在修《宋书》时会更多地关注文学史，常常用大篇幅载录一篇文学作品。例如《谢灵运传》收录了谢灵运的《撰征赋》《山居赋》，《陶潜传》收录了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命子》等。
特别要提的是，在《谢灵运传》后沈约还专门写了一篇《谢灵运传论》。不过这篇文章并不是专门为谢灵运而作，而是先论述了战国至晋宋时期文学的发展史——先秦时期的屈原、宋玉是开先路者，“导清源于前”；汉代的贾谊、司马相如“振芳尘于后”，再到之后的王褒、刘向、扬雄、班固、崔骃、蔡邕等人尽管创作道路不同，但互相效法；到了建安时期，三曹辞藻丰富，文采和思想情感达到和谐统一；再至两晋文学，西晋潘岳、陆机“特秀”，承续汉魏，又发展出与前人诗文不同的声律与风格，东晋中兴时期则“玄风独振”，写作诗文绕不开老庄学说，再也见不到“遒丽之辞”，直到刘宋时期的颜延之、谢灵运声名大振，一改旧弊，以清新的山水诗“垂范后昆”……
之后，沈约又就声律论进行阐述，认为“始可言文”的关键在于和谐流畅的音韵之美，指出“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并且预言声律一定会得到后人的重视。
整篇文章短小精悍，不过800字余，却鲜明地表达了沈约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观点，是一篇上乘的学术论文，因此也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
魏晋南北朝时局动荡，文学上却是一个自觉和新变的时期。沈约作为当时的文学“大咖”，不仅创作颇丰，即使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也没有停止诗文创作及文学活动，同时又有着改革创新意识，在齐梁诗风文风的变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当时的“弄潮儿”，因此被誉为“一代辞宗”。
笃志好学振沈氏家门
沈约是位文人，但他有着一个武力值拉满的家族。吴兴沈氏家族本就是地方武力强势宗族，有着“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
到了沈约的祖父沈林子，更是成了刘宋的开国名将，他一路追随宋武帝刘裕，辅佐其平定四方，官居辅国将军，战功赫赫，深受信任。据传刘裕登基后，还给予沈林子特殊待遇，允许他逢每月初一、十五不必上朝面君，那时候连带着整个沈氏家族都到达了恩宠的巅峰。
身为沈林子的小儿子，沈约的父亲沈璞曾在孩童时期随父亲进宫，因其早慧好学，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受到了刘义隆（后为宋文帝）的赞赏。长大后的沈璞做官公正，仕途通畅，被授宣威将军、盱眙太守。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举南征，沈璞不仅提前做好了防御工作，还把一家人全都留在盱眙城内，闭城待敌。后又与辅国将军臧质共同奋勇抗敌近一个月，敌军始终不能破城，只好北撤。这场盱眙守卫战也是拓跋焘南征时宋军一方难得的胜利，因此沈璞大受褒奖。
可惜好运并没有一直眷顾沈璞。元嘉末，“二凶”太子刘劭与始兴王刘濬发动政变，弑宋文帝自立。武陵王刘骏起兵讨伐，最终诛杀刘劭和刘濬，登基为帝。因沈璞一直以来都是刘濬的亲信，也被新皇下令诛杀。
此时的沈约才十二三岁，只能和母亲一起偷偷逃走来躲避株连之祸，好在刘骏坐稳了皇位后，下诏赦免。虽不再有性命之忧，但家道中落、“流寓孤贫”的现实之窘仍旧摆在眼前，沈约和母亲只得依靠族人的救济来生活。人生大起大落间，重振沈氏家族便成了沈约的夙愿。
少年的沈约无他法，只有“笃志好学，昼夜不倦”，等待转机。据《梁书》记载，沈约认真到母亲不得已为其安排上了“熄灯”制——“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即使这样，沈约也没有停止学习，在黑暗的陋室中，他继续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白天所学。正是这份刻苦，成就了沈约的“博通群籍，能属文”，也帮助他遇见了仕途上的重要伯乐。
郢州刺史蔡兴宗十分欣赏沈约的才能，引荐其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还在得知他有修晋史的意愿以后，特地帮他奏请宋明帝并获得准许。
此后，沈约在蔡兴宗手下任职多年，直至蔡兴宗去世。入齐以后，沈约深受文惠太子萧长懋宠信，一直做到太子家令，后官至御史中丞，转车骑长史。外任几年回京后，沈约再次受到重用，多次起草诏书。等到萧衍以梁代齐，作为开国重臣，沈约更是加官晋爵，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连其母亲都被封为建昌国太夫人。之后，沈约还一直担任太子之师。
虽由于时代的局限，沈约始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有志台司”，即位及三公，但沈约历仕三朝，官居高位，高寿而终，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已经可谓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加之其文坛地位，当年困顿的少年郎终于以自己的力量为沈氏家族开启了新篇章。
人伦师表垂后世典范
千年以后，沈氏后人们没有忘记沈约。他们记得的并不只是沈约曾经在文坛和政坛上的无限风光，更重要的是他自身的品德修养。蔡兴宗对沈约德行的评价就非常高，认为他的为人堪称师表，常常对自己的儿子说：“沈记室人伦师表，宜善事之。”
可能是因为经历过儿时的困窘，为官多载，沈约仍旧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在金华任太守时，沈约就坚持住在城外的郊区，目的就是远离应酬、酒色，过洁身自好的生活。《被褐守山东》一诗就表明了他做官的坚守：“清心矫世浊，俭政革民侈。”他的儿子沈旋、沈趋也在他的影响下，成为清正廉洁的官员。而且在文坛上德高望重的沈约从来不吝啬自己的赏识，努力提携后辈。南朝刘勰历时5年写好《文心雕龙》后，并不为他人所重视，正是沈约“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才使得这部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理论著作大放异彩，千古留名。
如今，走进金华市金东区傅村镇山头下村的文化广场，一座沈约的雕像旁围绕着几座石碑，上面刻着沈氏家训，分别为“孝父母敬长上”“敦友于和乡族”“率勤俭革奢侈”“禁游惰戒仆从”“端士习养贤才”“尊师道务耕读”“正内外惜孤寡”。明朝时期，沈约的三十一世孙迁居至此，繁衍至今已有500多年。沈氏家训言简意赅，始终指引着沈氏后人，做人要严以律己，做官要清心俭政。
1841年，沈约第四十一代孙沈感卿逢80大寿，他拒绝了子孙们想要大办寿宴的好意，提出将办宴费用拿来修桥，方便乡人过潜溪。一座青石板桥就此诞生，乡亲们感念沈感卿“私财不吝而公奉必约”，将桥命名为“仁寿桥”。2011年，因仁寿桥较为狭窄，无法通车，沈约第四十九代孙沈才兴捐资50万元，在仁寿桥的上游建起了余庆桥。溪水悠悠，古桥与新桥相对而望，村民们行走其上，脚步之下正是沈氏家训的生动实践。
作为沈约故里，德清县内也有着沈约的许多印记。德清县莫干山镇东沈村内建有沈约祠，相传有1500多年历史，于2020年在原址重建，一直以来都是村内尊师敬老、缅怀先贤、修身养性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场所。在其中，同样记录着沈氏家训，“祭祀不可不殷也，侍亲不可不孝也；天显不可不念也，身者不可不修也；持家不可不勤俭也，尊卑不可不辨也……”
德清县新安镇下舍中心学校距离沈约归葬地不远，学校在校内建起了沈约文化园，里面有沈约雕像、沈约诗词和沈约故事墙。学生们读沈约诗词，学沈约故事，立志做“笃志好学、修身律己、博览群籍、竭诚敬业”的少年。
夏日炎炎，沈约文化园里的一池荷花正开得热烈，映照着池边石墙上雕刻着的《咏芙蓉》一诗。在这首诗中，沈约寄情于荷花，写道：“中池所以绿，待我泛红光。”如今，沈约的笃志好学、博览群籍、清心俭政，都如同穿越千年仍熠熠生辉的“红光”，润泽着、照耀着一代又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