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成

可能是听说我曾发表过很多文章，经常有同事来和我探讨论文写作的事，没写过论文的有点惶惑，不知道如何写作和投稿；写好论文的也有点忐忑，生怕查重不过关。

同事们正计划申报职称，进入正题前总会先发一通牢骚，认为论文写作费时费财，纯粹是在折磨教师，职评对论文的要求应该取消。

看着他们义愤填膺、言辞激烈的模样，尽管我内心不敢苟同，表面上还得附和一番。这倒不是虚伪，因为我也曾经和他们一样，对职称论文恨得咬牙切齿。

记得当初申报中级职称时，我们学校全军覆没，十几个同事全部落选。县教育局给出的解释是：缺已发表论文。

对此，所有教师都感到震惊，因为之前中级职称评定并未作此要求，而且教师们提交的论文（未发表）已全部过关。没想到突然提高了对论文的要求，而且事先并无任何提醒。

后来，听说作出这一决定的是新任教育局长，城里的教师得到小道消息，于是采取紧急措施，而我们农村学校信息闭塞，无计可施，只能坐以待毙。

职评结果公示后，大家都愤愤不平，可教师们又能怎样呢？议论一阵后，便偃旗息鼓，大家自寻门路去了。

刚开始，我也想不通，总觉得新局长事先不约法三章，临时抛出撒手锏，实在有悖情理。可是无奈之下，渐渐想开了，这一要求不能算过分，文章写出来不就是为了发表的吗？

同时，出于强烈的自尊心，我暗下决心，半年内无论如何要发表一篇文章，而且不找人代发，不付任何费用，一定要凭自己的实力做成此事。

想法虽简单，做起来却难。一是写什么、怎么写胸中全无着落，二是写好后如何投稿全无经验。

经过一番冷静思考，我想到一个办法——去学校阅览室，在那里不仅可以读到一些教育教学刊物，还可以抄下部分刊物的投稿地址。

往后的日子，我有空就往阅览室跑，起初的一段时间，觉得眼界开阔了，思维也变得缜密，还挺有成就感的，可困惑和焦虑接踵而至，从未写过论文的我，只写一两千字，也比登天还难。

脑海中灵光一现的念头，感觉早已有人代言，自己哪里还有什么新见？花再多的功夫最终也是白搭，想到这里，顿时沮丧，何必耗费看不到成效的时间和心力呢？倒不如学身边的同事请人代写代发，来得省心省事。

这么一妥协，整个身心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于是，接连半个月我都没去阅览室。

可在潜意识里，自尊心在抬头，一个中文系本科毕业生工作已有好几年，却连一篇像样的教学专业文章都写不出，同行会怎么想？这种想法在我脑海中无法驱散，像敌人一样，一直在讨厌地盯着我、折磨着我，令我坐立不宁、惶恐不已。

在讲解《劝学》时，我还借课文激励学生，明确学习的意义，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如今轮到自己了，却因眼前的挫折打退堂鼓，以后还怎么面对学生？这么一思量，不禁愧怍得面热起来，于是乎我又成了阅览室的常客。

不过这一回我不再单纯地阅读、摘抄，还着重研究文章的观点是如何提炼出来的、作者是如何选取题材并合理谋篇布局的。揣摩多了，我发现，只要将自己觉得有一定价值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和切实可行的做法写出来，就可能是一篇能启迪他人的、接地气的好文章，不必因为理论素养不足、实践范围不广而硬着头皮去写，那些高大上的所谓“论文”让人心虚。

豁然开朗之下，我便结合自身开展对话教学的经历和思考，尝试着写一篇短文，然后小心翼翼地誊写在方格稿纸上，投给《教师报》。毕竟是初次投稿，之后一段时间，我都是在患得患失的心理状态下度过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便不去想这件事，而是抱着有感就发、长短不拘的心态继续写稿投稿，以增加保险系数。

没料到，大约投稿三个月后的一天，传达室的师傅递给我一封信，我颤抖着手拆开一看，原来是《教师报》寄来的样刊。

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笔墨变成铅字，我特别激动，感恩之余，也暗暗坚定心中的信念：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潜质，遇事只要冷静分析、沉着应对，就像老人说的“眼怕手不怕”，执着心中的目标就一定能成功。

受到鼓舞的我，阅读和写作的热情更高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也逐渐养成，只要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有一点自认为值得分享的想法、有创意的做法或者值得反思的教训，就及时写出来。时至今日，我已在《语文报》《语文月刊》《教育文汇》《教育文摘周报》《半月谈》等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各类文章逾百篇，它们不仅助我轻松评上中高级职称，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的思维品质，让我体验到写作的愉悦和指导学生写作的自信。

现在回想，我之所以乐于读写，追根溯源，还得感谢那次职评失败的经历。幸好，我没有因为畏难就放弃追求。作为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教师，我只是在有了方向后坚持不懈，不在乎一时半刻的得失。这应该是每个孤勇者都要经历的成长之旅。

人只要坚持，就一定能欣喜地发现，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值得我们为自己点赞的华丽蝶变会悄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