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教师教育学院 张祖庆
“课的最高境界是无课。”王崧舟先生如是说。
我以为，这样的境界，在当前公开课上只能是一种理想追寻。这样的境界，也只有在一些大师的家常课上，才能领略与寻觅。这种“人课合一”的境界，其实是一种“无我”与“有我”交融的境界。
我以为，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首先要适度地“无我”。
刘铁芳教授在《三种歌星三重境界》一文中，分别分析张国荣、刘欢、王菲的演唱风格，然后指出——
“……如果站在听歌的角度而言，则王菲当更胜一筹，张第二，刘第三。为什么？因为对于听者而言，最重要的当然是接受歌曲的感染，而不是听你这个人，接受你这个人。当你这个人过多地占据听者的心，听者就无法更多地、更纯粹地接纳你的歌，感受你的歌。”
接下来，刘教授分析了三种教师的特征，他指出：“一种教师在教学中显然是自己的光芒盖过了学生，课堂成了教师表演的天堂……还有一种，就是让学生动起来，却看不见教师过多的自我痕迹，课堂行云流水都是学生的云与水，而不是教师自身的流水……”
刘教授的观点，我深以为然。公开课，教师太靠前，太突出，学生便后退。因此，教师要适度地忘记自己，往后退，而把学生往前推，这是应有之义。教师在课堂上，要做一个“报春使者”，要做到“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教师不需要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星光四射，否则，学生很有可能灰头土脸黯然失色。
但是，教师要适当“忘我”，并非始终“忘我”，而要追求“忘我”与“有我”的融合，要在“忘我”的课堂上凸显“有我”的风格。
教师不仅是平等中的首席，不仅是教材的主人，不仅是合作者，更应是丰富的课程资源，这就需要教师多储备多积累。这样的教师往讲台上一站，随便说一句话、用一个典，随便的一个表情、一个手势，黑板上的每一个字，都蕴含着文化底蕴，洋溢着文化个性，展现着儒雅的学者风范。
这样的教师从不刻意追求一节课的行云流水，从不精心打造一个环节的美轮美奂，他们的举手投足间都是课程资源自然而恣意地流淌。这样的课堂往往不那么跌宕起伏，不那么妙趣横生，我们只见到学生在学习“场”中感悟、沉思、浸染、玩索与体验，心灵与课程文化相交融，而教师则是这种“场”——课程文化的氛围营造者。
这就是大师级的“无我”与“有我”相融的课。西南联大相当多的教授，是从旧时代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板书、教案和评语中的蝇头小楷，无不体现出中国书法的神韵；中国古代典籍能够被他们旁征博引，古玩书画、名人掌故被他们如数家珍；他们的人生曲折艰辛，因此，他们在灾难面前从容优雅、处变不惊……他们本人就是课，是典型的“忘我”且“有我”的课。
汪曾祺先生师从文学大师沈从文。他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写道，沈显然不是一个优秀的语文课堂艺术表演者：“沈先生讲课，可以说毫无系统。”“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
沈从文的课，不具备艺术性和观赏性，但是学生却颇为受用。“沈先生教写作，写比说多，他常常在学生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还会比原文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文本得失，有时也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的创作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
“沈先生教学生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一部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这个作品写法相近的中外名家的作品。”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个很大的鼓励。”
从汪曾祺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沈从文的大师风范。他给学生写读后感，给学生推荐优秀作品，千方百计让学生作品发表，其唯一目的，就是学生的成长。
谢冕先生在《无尽的感激》一文中，提到对自己影响最深的语文教师余钟藩先生。余先生是一位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造诣很深的学者。文中描述了余先生讲授《论语·侍坐章》的情景：
“……用的是福建方言的传统吟诵方法，那迂缓的节奏，那悠长的韵味，那难以言说的情调，再加上余先生沉醉其中的状态，都成了我生命记忆中一道抹之不去的风景。尽管有余先生的细致讲解，当年只有十五六岁的我，仍然无法理解年届七十的孔子喟然而叹的深意，却依稀感到他落寞之中的洒脱。当年听讲《侍坐章》的印象，就这样伴着我走过人生长途，滋养着我的灵魂，磨砺着我的性情。”
谢冕先生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或许得益于他青少年时代遇上这样的大师。“把学校里所学的全部忘掉，就是教育。”大师所能给予学生的，也许就是人格的熏陶、精神的砥砺。在“忘我”中追求“有我”的教师们，其一言一行，无不彰显着不俗的品性。
这也许是为师的最高境界吧。
金克木先生在《国文教员》一文中，向我们介绍他小学时的老师。
金先生的国文教员，肯定不是名师，先生甚至连老师的名字都记不起了。但老师朴素的教法和卓然的风采，金先生却记忆犹新。
一位普普通通的小学语文教师，为何会让大学问家金先生如此敬重？
我们来看看这位教师都做了些什么？归纳起来，很简单——
一是自编教材供学生学习；二是让学生大量背诵名篇；三是适度精当的讲解。除此，这位教师好像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他的教法很简单，不逐字逐句讲解，认为学生能自己懂的都不讲。只提问，试试懂不懂。先听学生朗读课文，他纠正或提问。轮流读，他插在中间讲解难点。课文读完，第二天就要背诵。一个个站起来背，他站在旁边听。背不下去就站着。另一人从头再背。教科书可以不背，油印课文非背不可。文长，还没轮流完就下课了。文短，背得好，背完，一堂课还有时间，他就发挥几句，或短或长，仿佛随意谈话。一听摇铃，不论讲完话没有，立即下课。”
这样的课堂，可谓简单之极。没有精心设计的开讲，没有精妙绝伦的导语，没有起承转合、错落有致，甚至连时间都无法控制，颇有点信马由缰的意味。
但是，简单的背后，是极其的不简单。
第一，是教师的眼光和识见。在大家都倡导用白话文教学的年代，一位国文教师，能大量地选编课本以外的文言文，且“这些文后来都进入中国大学读本”，是颇需胆识和学识的。设若这位教师没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学养，是难以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选出这么精彩的文章来的。
第二，是教师非常重视背诵积累。毫无疑问，这位国文教师是从私塾里走出来的，秉承的是私塾教育的专项——背诵。金先生多次提及他的老师如何严格要求学生背诵。
第三，最让人钦佩的是，教师的精当讲解。对“孟轲”的“轲”字的解释，《病梅馆记》中涉及的文学流派，古诗词中不同句子中出现的“寒”字比较，以及《鸿门宴》中“立”字的深入剖析……能不讲坚决不讲，若要讲，则讲在学生不懂处，讲在言语规律处，讲在文章章法处。在讲解过程中，教给学生语言规律、学习方法、做人道理。这几个教学片段，大有“点石成金”的风范。
这些教师，给人一种“无我”之感，但却处处“有我”。有“我”的深厚底蕴，有“我”的开阔视野，有“我”的远见卓识，有“我”的独特教法。他们不重外在技巧的娴熟，重的是内在修炼的精深。
为师修炼之道，归根结底，是提升“我”，成就“你”。“我”长高，“你”便可以站在“我”的肩膀上，眺望更远处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