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 丹
1月13日，气温低至零下5摄氏度，一支名为“筑梦幼教公益联盟”的团队冒着严寒开启了新年的第一次活动：志愿者们分别走进3所乡村幼儿园——宁波市奉化区开心幼儿园、余姚市黄家埠镇高桥幼儿园以及黄家埠镇春蕾幼儿园，为留守儿童带去了一堂防范性侵害的安全教育课。“儿童性教育在乡村甚至在城市几乎都是空白的，但对儿童而言，它又是如此重要。”筑梦幼教公益联盟发起人、宁波市闻裕顺幼儿园园长李江美认为，儿童性安全问题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很多悲剧的发生完全可以通过儿童性教育的科学开展以避免。
近年来，社会上频频曝出的性侵儿童案件，接二连三地刺痛着公众敏感的神经。其中，多起案件反映，遭受性侵的儿童呈现低龄化的态势。对此，在高声呼吁法律对性侵者严惩不贷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对儿童开展科学性教育刻不容缓。
普及性教育，从“不回避”开始
“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男孩要站着小便，女孩要蹲着小便？”“这些身体器官是干什么用的？”……面对孩子的种种疑惑，许多家长的回答总是遮遮掩掩：“等你长大就知道了。”
家长对性教育难以启齿，主要与目前社会上存在的认知误区息息相关，譬如“我们能自然地了解，孩子们也能”“孩子年龄还小，等到青春期再教育也不迟”“孩子知道得越多，反而会诱发孩子对性的强烈兴趣”等。然而，屡屡发生的性侵幼儿事件正在提醒家长，罪恶之手永远不会顾忌孩子的稚嫩与幼小。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中，列出了面向5岁孩子的课程建议；而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欧洲性教育标准》更是建议，性教育应该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因此，不少国家和地区早已将儿童性教育提上日程，如英国法律规定，必须对5岁儿童开始进行强制性性教育；芬兰出版了相关的图书，一面进行性知识教育，一面加强性道德教育；而在德国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更多地是利用漫画和绘本进行关于生命诞生过程的性启蒙。
科学引导，“性教育不能怕麻烦”
2017年12月，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对北京一所幼儿园开展性教育课的过程进行了跟踪报道。他们发现，对幼儿来说，“性侵害”这一概念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畴，也并不适合直接讲述。为此，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根据幼儿的年龄特征，设计了有趣的故事和好玩的游戏，让孩子们从中获得必要的知识和能力。例如，在认识生殖器官的过程中，课题组建议该园教师实施“羽毛挠痒痒”的游戏，孩子们通过体会舒服与不舒服的感觉，学会表达自己的喜欢或厌恶、同意或拒绝。
在我省，不少幼儿园也已经开始探索如何在幼儿园开展性教育。就在1月11日，东阳市南市中心幼儿园针对大班幼儿组织了一次名为“拒绝秘密触摸游戏”的活动。该园教师蒋晓丽借助绘本，让孩子们了解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强调了哪些是不能随意被人看和碰触的隐私部位。在此基础上，她带领孩子们进行情景剧表演，让孩子们练习大声说“不”。该园园长杜燕君说：“教会孩子敢于说‘不’，是性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与其祈祷孩子被世界温柔相待，还不如传递给他们真正有用的自我保护技能。”
无独有偶，杭州市丁蕙第一幼儿园于1月初邀请了女童保护基金会成员郭榕入园指导。除了认识身体和互动接触，她还从“如何分辨和防范性侵害”“当遭遇性侵时该怎么做”“万一遭遇性侵之后该做什么”三个方面入手，引导幼儿如何保护自己。义乌市国贸幼儿园则是联合义乌市检察院，向幼儿普及基本的防护常识。
“对幼儿的性教育不能怕麻烦。”采访中，正在积极试水幼儿园性教育的教师们坦言，性教育不能仅限于读一本绘本、听一场性教育讲座或是看一次生命起源动画，而是要不断吸取一次次活动的有益经验，逐渐形成适合幼儿的性教育课程。随着探索的不断深入，他们也更加意识到，性教育不只是童年里的一门课，而是贯穿在人生整个成长过程中的必答题。
全社会携手，共建安全网络
根据数据统计，2016年公开报道的儿童性侵害案件涉及778人，受害者年龄最小的不到两岁，其中7岁以下的有125人，占比16.07％；7~12岁的有143人，占比18.38％；12~14岁的有449人，占比57.71％。事实上，这些公布的数据并不完全，许多家庭在孩子遭受性侵害后往往会选择沉默。
“乡村地区是性侵儿童案件发生的重灾区，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大部分乡村家长都没有对孩子进行过防性侵教育，而大部分乡村幼儿教师也不清楚该怎样开展性教育。”李江美告诉记者，正是意识到这一现实，她和联盟成员发起了这次公益活动。
同时，筑梦幼教公益联盟还为乡村家长带去了一份礼物——由联盟成员设计与编制的性教育宣传册。它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家长们传递正确的性教育知识，内容包括“什么是儿童性侵害”“性侵犯对儿童产生的伤害”“怎样教给孩子正确的应对方法”“如何解读孩子发出的信号”“万一儿童遭受了性侵害怎么办”等。
刘文利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也是《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顾问中唯一的亚洲专家。她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谈到，防范儿童性侵害是全社会的一个系统工程。在她看来，如果说法律制度以及社会制度保障了儿童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那么这里面的家庭、学校、社区以及各个组织机构，都应该承担起保护儿童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