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回顾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消息，去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发出2.3万余份家庭教育指导令，同比增长23%，且依法撤销997名不适格父母监护人资格。所谓家庭教育指导令，是人民法院依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相关规定，责令失职家长“补课”的法律文书。这组数据犹如一面多棱镜，不仅映照出家庭教育领域的现实困境，更以法治的刚性，彰显了国家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坚定立场。
系统构建：以国家之力托举家庭之责
□陈宏卫
发出2.3万余份家庭教育指导令，依法撤销997名不合格监护人资格，这一系列雷霆手段传递出一个清晰且坚定的司法信号：孩子绝非家庭“私有财产”，而是独立的权利主体，他们的健康成长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那些“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当”的家长，必须直面法律的约束。
然而，法律的惩戒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将家庭教育从传统的“家事”上升为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事”，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核心在于构建一个完备的国家支持体系，让司法的震慑力能够转化为日常的、浸润式的社会帮扶力，从而让更多问题家庭回归正轨。
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以顶层设计为引领。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4年多来，制度框架已初步建立，但各部门间的协同仍需深化。应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形成党委领导、行政负责、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在此基础上，持续修订完善《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因地制宜地编写指导读本，制定科学的服务规范和评估标准，为全国各地开展相关工作提供统一的标尺，确保指导令发出后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其次，要借助数字技术让优质资源突破时空限制。统筹建设家庭教育信息化共享服务平台，开设公益性网上家长学校和网络课程，让科学的育儿理念和方法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惠及包括偏远地区在内的所有家庭。
再次，必须建立一支专业化的指导服务队伍。通过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家庭教育研究和公共服务产品研发，让家庭教育指导从偶尔的司法介入走向常态化的专业社会服务。心理咨询师、社区工作者、家庭教育指导师等专业力量的介入，能够让“补课”不再流于形式，而是真正触及家庭关系的病灶，提供深度的心理干预和科学的育儿指导。
最后，底线思维要求我们对特殊困难家庭提供精准帮扶。对于家长履行教育职责存在客观困难的家庭，如留守、困境儿童家庭，应建档立卡，提供生活帮扶、创业就业支持等关爱服务，切实为他们创造条件，从根源上减少因无力履职而导致的失职行为。
多元协同：以社会温情唤醒家庭责任
□李 平
一份指导令，就是一个家庭的觉醒机会。收到指导令的家庭，往往面临多重困境：或因城乡流动而骨肉分离，或因经济压力与情感匮乏而挣扎，甚至施暴者本身可能就是家暴的受害者。面对这些复杂情况，单一力量难以破局，必须依靠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发力。
社区当是“引路人”。上海市长宁区组建以退休教师、社区工作者为主的“邻家妈妈”队伍，结对帮扶监护缺位的儿童，用最朴素的邻里温情填补监管盲区。在浙江一些街道，网格员发现家庭教育问题后，不是简单地记录上报，而是联动社区民警、妇联干部等开展“圆桌会谈”，把法律的刚性约束转化为面对面的劝导与帮扶，让指导令的落地更具温度。
专业机构应是“撑伞人”。许多问题家庭需要的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深度的心理干预、科学的育儿指导。心理咨询师为焦虑的父母疏导情绪，社工机构为困境儿童链接资源，家庭教育指导师手把手教家长如何与孩子沟通。
企业与社会组织也是重要的“搭桥者”。对于因生计奔波而无暇照顾子女的父母，一份稳定的工作、一项允许临时请假的制度，可能就是他们履行教育职责的前提。对于留守儿童的父母，企业若能提供探亲假期，社会组织若能协助解决随迁子女入学的难题，那些被迫断裂的亲子关系，就有望得以修复。
舆论环境则应承担“托底”功能。近年来，一些地方尝试对家庭教育指导案例做匿名化报道，只谈问题类型和干预方法，不给当事人打标签；一些网络平台开设“育儿帮帮团”话题，鼓励有过失足经历的父母匿名分享转变历程。当社会以支持性治理机制替代标签化批判，方能使问题家长卸下心理包袱，直面问题，重新学会如何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
源头治理：
构建全链条保护机制
□陆玄同
这组数据反映出部分家庭已陷入监护严重缺失的状态。许多问题在被纳入司法干预范围时，伤害已然发生，修复难度大、成本高。因此，亟须推动家庭教育支持体系由“事后补救”向“前端预防”转型，构建覆盖预防、干预与惩戒的全链条保护机制。
在预防端，应以服务替代说教，让支持走在监管之前。将家庭教育指导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为新手父母提供普惠性培训课程，推广科学的育儿理念。指导不是评判，服务不是监督。面对那些因经济压力难以兼顾育儿的家长，或自身成长于情感支持薄弱环境的年轻父母，更应秉持理解与包容，提供有温度的帮扶。学校和社区可组织“家长沙龙”“父母课堂”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家长“愿意来、听得进、用得上”。
在干预端，应注重隐私保护，避免二次伤害。建立学校、社区、公安、司法联动的风险排查机制，实现对困境家庭的早发现、早介入。干预必须讲究艺术：家访时避免穿制服、鸣警笛，避免在邻里间造成不必要的议论；询问孩子时有专业心理工作者陪同，选择安全舒适的环境，防止其因取证程序再次受到心理创伤。对于那些因离异、再婚陷入困境的家庭，更应保护隐私，不贴标签，不搞公开通报，给当事人保留改过的余地。
在惩戒端，应坚持司法权威与国家责任并重。对于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确需撤销监护资格的个案，人民法院应依法及时作出判决，发挥司法的震慑与兜底功能。同时，必须同步构建系统化、专业化的安置支持体系。儿童脱离原生家庭本身即构成心理创伤，其后续照护应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为原则，重点保障其安全感、情绪稳定与心理健康。应在法院判决后立即启动个案管理机制，为每名儿童制订个性化帮扶方案，配备稳定的照护团队和心理支持力量，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审慎评估其与原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结，推动实现从“脱离险境”到“健康成长”的平稳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