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金 澜 实习记者 邓昊冉
在绍兴府余姚（今宁波余姚）县城东南10余里处的三江口畔，剡水西流，蓝溪南注，姚江东去。此处有个山清水秀的村落黄竹浦，屋舍俨然，掩映于葱翠竹林之下。
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八月初八，天已黑，一阵清脆的婴儿啼哭声划破夜幕，村内一户黄姓人家添了一个男婴，这个小生命就是黄宗羲。
徜徉于黄竹浦的山山水水，沐浴着传承久远的诗书名门之家风，黄宗羲有个幸福的童年。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其父黄尊素考中进士，次年授南直隶宁国府推官，8岁的黄宗羲跟着家人一同北上。自此，他开始接触复杂的社会，也走上了追索学问道德文章的人生旅途。
锥杀奸党，名动天下
明朝自万历中期之后，政治日益腐败。尤其是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勾结熹宗的乳母客氏朋比为奸，操纵朝政。但在黑暗腐败的政治浊流行将吞噬整个明王朝时，有一股清流在与之对抗，那就是东林党。黄尊素正是东林七君子之一。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黄尊素疏陈时政十失，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得知后，勃然大怒，记恨于心。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在朝东林党人相继遭到迫害，黄尊素未能幸免。作为长子的黄宗羲陪父亲赴狱，别离之际，黄尊素对儿子谆谆教诲。聆听父亲最后的训诫，黄宗羲不禁失声痛哭。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黄尊素被害，年仅43岁。噩耗传来，悲痛的黄宗羲每每“夜读书毕，呜呜然哭”。家庭的惨变，不仅让黄宗羲立下了为父报仇昭雪之志，更坚定了他奉行东林党人的忠义精神之决心。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崇祯帝即位后，清除和屏斥阉党，魏忠贤及其阉党倒台。黄宗羲见为父申冤的时机已到，便“袖长锥、草疏，入京颂冤”。次年五月，刑部会讯阉党许显纯、崔应元，许显纯狡辩自己为孝定皇后的外甥，律有议亲之条，要求从轻发落。当堂对簿的黄宗羲愤怒难当，随即抽出锥子，刺击许显纯，又殴打崔应元，拔其须。最后，许、崔二人认罪伏法。是年六月，会讯李实、李永贞、刘若愚三人，当年构陷黄尊素的李实想逃脱罪责，便暗中托人给黄宗羲送去3000两白银，央求其不要出庭对质。黄宗羲当即奏明崇祯帝，又在当堂对簿时锥刺李实。
长锥刺仇，东林遗孤的复仇举动震惊朝野，19岁的黄宗羲也因此名满天下，被人们誉为“姚江黄孝子”。
痛定思痛，民本萌芽
崇祯帝即位后，明朝走向倒计时：连年灾荒，加上地方豪强日益加剧的土地兼并、高利盘剥，以及官府的苛捐杂税与兵饷摊派，农民的生存环境迅速恶化，纷纷揭竿而起。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攻占了首都北京，推翻了明朝中央政权，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同年，清军大举入关，定都北京，改年号为顺治。之后又平定了中原、东南和西南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从而重建了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王朝。
明朝的覆灭、清朝的建立与巩固，对忠于封建正统王朝的亡明士大夫来说，是天崩地解、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黄宗羲等一批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的正义之士，不惜毁家疏财，积极投身反清复明的武装斗争中。
随着政局日益稳定，复明希望破灭，黄宗羲认清事实，以遗民自居，坚持不仕新朝，选择了栖身于儒林，醉心于著书讲学。他从史学角度深入思考和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民本思想也由此萌芽。
在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所著的《留书》中，黄宗羲着重总结了明朝失败的原因。本着“万民之忧乐”的情怀，他又于康熙元年至二年（公元1662—1663年）完成《明夷待访录》。他提倡人权自由，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近代启蒙民主观念——“天下为主，君为客”。基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观，黄宗羲又创设了新的君臣关系，“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这是一种君臣共治天下的民主理想。
黄宗羲强调“以民为本”，必须限制君权，以杜绝“一己之私”的专制主义。由于“天下利害之权在民不在君”，他非常重视参政议政的作用，学校正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场所——“公其非是于学校”。黄宗羲认为，设立学校的意义和任务在两个方面，一是培养人才，即“养士”；二是监督政府的清议机关，判定公是公非。此外，他还认为学校应承担涵养正气、引导舆论的教化职能。
《明夷待访录》以新颖的民主思想启发了后世，备受梁启超等人的推崇。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道：“这部书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像平平无奇，但三百年前——卢骚《民约论》（即卢梭《社会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是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
水归一源，学贵通识
少年时，黄宗羲经常秉烛夜读一些杂书，黄尊素发现后告知其母姚氏，姚氏疑问为何不禁止，黄尊素说：“禁之则伤其迈往之气，姑以是诱其聪明可也。”开明的家教使黄宗羲没有禁锢于刻板的举业时文，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在阅尽了家中所有的藏书后，黄宗羲开始了访书旅程。他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遍访藏书之家。他是宁波天一阁和昆山传是楼的常客。借阅不过瘾，黄宗羲便勤奋抄书，他经常叫童仆把书借回家，然后连夜抄写，次日归还另借。就这样，在如豆的油灯下，黄宗羲一抄就是近70年。诚如他在诗中描述的那样，“五十栖迟一老生，残书破砚日纵横。深山雪合无人迹，终夜风来只虎声”。黄宗羲非常强调读书在学习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通才必须要会读书、多读书，只有实现满腹诗书，才能创作诗文。
明末，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传教士千里迢迢、漂扬过海来中国传教布道。为吸引士大夫的注意，他们在宣传宗教的同时，大力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黄宗羲受这股西学新思潮的影响，对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保持虚心学习的态度，强调“用彼之法”，会通中西。但也认为，学习西学并不意味着盲目崇拜西学，中学不能因为西学而妄自菲薄。
黄宗羲本人在“绝学”上的成就也相当之高，尤其在历学（天文学）、地理学、算学（数学）等方面颇有贡献，故享有“通天地人之儒”的美誉。他把这一思想贯穿于讲学之中，不厌其烦地教导弟子们既要通经读史，亦要熟习诗文，还要精研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等中西“绝学”。
学行合一，学贵适用
明末，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矛盾激化，同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市民阶层悄然兴起，身负拯世扶危之责的士大夫逐渐反思居于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开始深刻批判空谈义理不务实际的道学末流，大力弘扬实用精神，提倡学贵实效。
当时的社会风气指责留心实务、发奋读书的人，那些胸无大志、华而不实的胥吏把持一方政事，毫不关心经世实务、国计民生，黄宗羲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秉承修、齐、治、平的士大夫情怀，黄宗羲以经世济民为己任，提出“道无定体，学贵适用”的为学原则，强调实学实行的务实精神，主张“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学问”。
基于“学贵适用”，黄宗羲提倡教育教学以“著实”“实行”为准则，强调学用一致。在课程设置上，黄宗羲把兵法、历算、医、射等实用之学，列入学校讲授科目。在人才考核上，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养士”“选士”都要注重实用科目和实践能力。
同时，为了挽救国家的凋敝，躬身实践的精神日益受到重视，“实行”成为学者共同关注的主题。黄宗羲把“为学”看作是一个经验履践、不断实行的积累过程，即“学贵履践”。他认为，做学问只有经过后天的勤奋努力、实践日用才能获得真知。
以黄宗羲等人为代表的明末清初学者提倡学行合一，讲求实践实用精神，复兴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具有极大的时代意义，开启了新一代学风之先声。
追溯源流，学贵独创
明清更迭之际，宋明理学对社会影响深远，然而其流弊也阻碍了社会思想的创新与发展，模仿“依榜”之风盛行。
黄宗羲对这种现象痛心疾首，提出“学贵独创”。他支持学术殊途、学术争鸣。在他举办的书院里，万言“汇诸先儒之说，参酌异同，议论每夺席”。他主张学问要有创见，反对依样模仿的伪学、俗学。秉持这一原则编撰的《明儒学案》，兼容并包，以学案体的形式囊括了众多学派，真实地展现了各学派之间的异同，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创举，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研究路径。他非常自豪于其弟子因为创见而独立风骚于各领域。
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自然科学日益受到重视。作为这一时代的启蒙学者，黄宗羲在研究方法上开辟了一条返本求真的科学研究道路。他主张学术研究须持虚心求真的态度，反对刚愎自用；主张学术研究遵循客观性原则，反对门户之见；提倡科学知识，反对迷信；提倡探索创新的实证科学方法，反对穿凿附会。
在长期读书学习、讲学著述过程中，黄宗羲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他充分肯定共同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天下之最难知者，一人索之而弗获，千万人索之而无弗获矣”。共同学习时，黄宗羲提倡营造自由活跃的学习氛围，反对沉闷禁锢的专制学习。黄宗羲一生参加了多个自由开放式的读书社、诗社、复社等民间团体，与好友们共同学习、诗文唱和，碰擦出许多思想的火花。
此外，黄宗羲曾到语溪（今杭州桐庐）、余姚、绍兴、海昌（今嘉兴海宁）等地讲学。讲学时，他注重启发学生，采取“辩难”“问难”的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性。黄宗羲固定在一个地方讲学的时间并不长，因此他鼓励学生自学，并在聚集之日互相谈论学习。这样的治学精神与方法，为明末清初的僵化风气注入了一股清流，推动了浙东学术的创新发展，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
风景过清销不尽，满溪明月浸桃花。钟灵毓秀的化安山，滋养了“中国启蒙思想之父”黄宗羲的浩然正气。而文气集聚的龙虎草堂，见证了黄宗羲勤于读书、善于思考、筚路蓝缕、艰苦探求的人生。百年之后，姚江大地上的后人们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铭记他：梨洲村、梨洲街道、梨洲小学、梨洲中学……
梨洲中学内，立有黄宗羲雕像，3幢教学楼也依据其思想分别命名为“守正”“力学”“践履”。学校融合梨洲元素，开设“走进梨洲”校本课程，着力培养“勤奋好学、力求创新、孝悌为人、践行理想”的新时代梨洲传人。
黄宗羲去世后被安葬在他生前选定的墓地里，坟后遍植梅树，即如今的“五株梅林”。冬日里梅香四溢，它们遗世独立、孤香护枝、不随风月，就如黄宗羲自己概括的人生走向：“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独立的人格和超越时空的“美人”理想，历经时间洗礼，依然闪耀着民族智慧的光芒，令人向往。
黄宗羲（公元 1610年—公元1695年），浙江余姚人，字太冲，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中国思想启蒙之父。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一生著述有五十余种三百多卷，代表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