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言 宏

区域治理从以评代管走向以评促建，学校诊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凌艳带领的学校诊断研究课题组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初步找到了学校作为一个组织健康的“基因”，归纳总结出学校各“器官”可能产生“病变”的显性指标，以及可能的原因，为学校组织里每一个成员、每一个部门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这也为区域治理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路径。

记者：您提出区域治理要从以评代管走向以评促建，为什么区域治理要有这样的转变？

李凌艳：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是我国教育管理体系的重要特色。同时，也考验了“县官”和“现管”的执政能力。因此，各区域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学校评估这根“杠杆”，正所谓“要什么，评什么”，突出导向性。

传统的以评代管带有“事后性”，因此为评估而评估、评估造假等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如何减弱学校评估的“法官”色彩，更好地发挥评估为学校决策和改进提供全面信息参考及其价值引领作用，走向以评促建，是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现代教育测量与评价的观念引进和技术进步让我们可以全过程、多视角、全方位考察我国教育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学校评价从一次性、外部性、行政性评价为主向结果性、过程性、增值性和综合性“四个评价”的融合迈进，实现从评价目的到评价内容、过程和结果运用的协调一致。将专业评价作为领导的工具，将是评价改革中各级各类组织的全新出发点。

记者：从以评代管走向以评促建的关键是什么？

李凌艳：关键点在于，一是学校评估的目的要从简单问责到促进发展转型；二是区域对学校评估的内容和指标要突出现代学校的发展方向和全面质量观，成为学校发展的对标图；三是学校评估的过程要与学校常态工作结合，强调周期性的自我评估与阶段性外部评估的内外相合。

从世界范围来看，上世纪后半叶以来，大量关于学校评估的研究和实践已经发现，传统外部评估的贴标签、简单问责，不能从根本上帮助学校发现优势和问题，也无法真正指导学校找到发展的方向和动力。随着办学自主权的不断下移，社会、政府及学校自身，通过评估获取办学质量的全面信息，以提高管理有效性、进行教育教学的有针对性改进，是日益清晰的目的和需求。

记者：有些学校认为，评价指标定得过细过死，会把学校的活力都评没了。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李凌艳：办学的过程是生动而鲜活的，任何既定的框框都不可能穷尽教育的发生。区域评估学校的内容不能像裁判的细则，求全则不达，而要突出精准、重要和关键性指标。归根结底，办学的主体是学校，不是政府和行政部门。发挥管理导向的职能部门把办学主体的所有动作、行为都规定了以后，主体的能动性也就丧失了。

记者：许多学校管理者觉得，外部评估太多，指标不科学，又常常游离于学校正常工作之外，给学校造成了很大困扰。在您看来，应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李凌艳：我国区域学校评估走向专业化、科学化是必然的。未来，在删繁就简地突出评估的主要方向和核心内容后，减少外部评估的次数、整合各类评估项目的功能，同时提升周期性的学校自我评估能力以弱化外部评估的评判地位，是区域教育的必然选择。

记者：您提出慎用评价、多用诊断是根本的策略与方法，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评价与诊断又有什么区别？

李凌艳：诊断就其专业属性而言，也是评价的一种，但与高利害的问责性评价相比，它在价值导向上实现了从考核、监督向促进内需式改进的转变。在评价主体上，从行政部门为主导学校被动应对、外部评价为主转变为被评价者也能作为评价主体，无论学校诊断、教师诊断还是学生诊断，各被诊断主体都将与专业的评价者一起完成诊断全过程。评价内容上，从简单关注阶段性结果，丰富为包含对结果考查在内，涵盖以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教育教学、学校管理运行全过程及其各重要环节。评价程序方法和结果使用上，从外部性、终结性、一次性转变为常态化、周期性、系统性的信息采集和自主的结果分析、行为调整参考。

简而言之，学校诊断是基于学校自身发展需求，通过确切可依的实践逻辑推动多元主体参与、围绕学校具体事务的协商互动过程，能够为学校治理的落地提供可参考的路线、技术和策略，可以成为更多学校走向治理的一种好工具。

记者：如何让评价和诊断的内容与过程更贴近学生、教师、学校的日常，减少重复评价？

李凌艳：慎用评价、多用诊断是学校落实评价系统改革的基本思维方法，具体可从内容与过程两方面来改进。评价内容上，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而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思路来确立。在学校这个特殊的服务型组织中，如果诊断和评价的内容能够多从被服务者的视角看服务者提供的服务质量如何，可以使评价更加贴近学生、教师和学校的日常。

评价过程上，一方面很多诊断的内容和指标可以在诊断开始之前听取被诊断者的意见并提前公示；另一方面评价和诊断的过程也大可不必一定要“煞有介事”地独立进行，而可更多融进学校教育教学的日常过程。

如果真正实现了通过评价内容的确立来达成共识和对发展目标的引领，通过诊断完成过程性评价的信息采集和结果运用，那就大可不必为了完成评价而进行名目繁多的专项督查或评价活动了，也从实际上减轻了多头评价、重复评价带给学生、教师、学校的沉重负担。

记者：用好大数据，推进基于经验的管理向循证治理迈进，是学校评价改革长远发展之所在，但具体落实过程中推进较困难，对此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李凌艳：从基于经验的管理向循证治理迈进，本质是强调不能囿于个人或者少数人的经验对教育教学的实绩和价值实现作出简单判断，而是应把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经验上升、凝练为集体的智慧，用好科学的大数据而不仅仅是数或量堆积的“大”数据。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用好大数据的现代学校评价，其实就是把传统基于个人认识、印象和经验，带有更多主观色彩、简单粗暴的“以评代管”的学校评价，向多主体参与、着眼于全面、综合质量提升的协商对话式、激发内在发展动力的现代学校评价转型。而这正是国家设计并推动深化这一轮全面系统的评价改革的长远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