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这个在中国教育领域屡引争议的话题，最近又火了。

因为朋友圈里的一条爆款文章喊出“减负=制造学渣”，这一话题似乎又变得无解。

孩子的无奈，家长的焦虑，学校的纠结，舆论的争执不休……让孩子拥有可以“荡起双桨”的童年，怎么这么难？

从“快乐童年”到“辅导班抢位”

“双十一”还没到，南京五年级学生家长杨劲松已经提前感受了一把“限时抢”的氛围。

经考核，儿子符合辅导班的要求，可以从提高班升到尖子班。但学位有限，能不能升，还要看他这位爸爸的手速和家里的网速够不够快。杨劲松打开App，盯着时钟的秒针，“咔哒”，时间一到，手指疯狂地点击“抢位”，仅几秒，所有的位子都没了——26∶1，这是当天的争抢比例。

2018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出台了《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减负三十条），要求各省份结合实际出台落实的具体方案。2019年10月28日，浙江省教育厅发布了《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又被称为“减负33条”。

浙江版方案对校内考试次数进行了严格规定，特别提出小学生到晚上9点，初中生到晚上10点，还未能完成家庭作业的，经家长签字确认后可拒绝完成剩下的作业。

网络上对比一边倒式的反对，认为这是在制造学渣。在大家都转发那篇自媒体文章的时候，杨劲松的朋友圈却显得格外安静，几乎没有人转发相关信息。和外界看到的“南京家长疯了”不同，实际上他和很多家长甚至拍手叫好。

“真正关注教育的家长不会把这篇文章当回事儿。”他说，在制度要求下，很多人按照这种要求学习，而自己的孩子却更拼命了，“你们都不学了，我来学，多好的超车机会”。

减负困局：减负之后，矛盾丛生

明明是为了孩子好，减负为什么不被认同？

“太过了。”这是杨劲松的回答，就像把一杯80摄氏度的水一下子降到20摄氏度，这种行政命令让学校家长孩子都受不了。

在金融业深耕多年的他认为，减负引起家长焦虑，而焦虑背后都是生意。自媒体写了家长的焦虑，赢得了流量，家长们为了孩子以后的发展，去买学区房、上各种课外辅导班、上早教……需要花钱的地方更多了，却不一定有效果。

中国教育培训领域的上市公司好未来近期发布的财报显示，该机构总学生人次（长期正价课）从上年同期的约221万人增长到本季的约341万人，同比增长54%。有媒体评论，校内减负校外补，家长需要支出更多的精力和金钱，培训机构反成最大获利者。

作为教师，周雨琪认为，人才选拔机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政策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虽然课业压力小了，但是近年来的中考高考难度却越来越大了。

整个社会，谋求更好的发展就得通过各种考试来进行，比如高考、公务员考试。基础教育大家是平等了，但是以后呢？“虽然自己和国家想让孩子轻松，但是社会竞争不宽松，规则没有变。”周雨琪说。

一味地不允许学校考试、增加课外辅导教材，只会让教育的机会更加不均等。公立学校减负了，但昂贵的私立学校并没有，以后公立学校的师资会越来越弱，更多的教师会去机构或者私立。造成的后果是，有实力家庭的小孩会越来越优秀，把普通家庭的孩子远远甩在后面。

困境何解：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

“我们要减的是低级重复、对学生没有作用的课业负担。只笼统减负，孩子的竞争压力还在，家长的焦虑就还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认为，减负具有相对性，学习不能没有负担，真把负担都减了，学习没有效果。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规范学校办学，主要是治理“抢跑道”给学生加压。南京市教育部门的做法从大方向说没有问题。但是，南京的学生参加高考，是要和全省学生竞争的。浙江想把“主动权”给学生和家长，愿意少做作业就少做，可有多少家长愿意让孩子少做作业呢？事实就是更多家长选择给孩子在学校教师布置作业的基础上加餐。

“从根本上说，今日家长的焦虑，不是家长自发的攀比，而是教育竞技化，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比。”熊丙奇认为，要让家长摆脱焦虑，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改革教育评价体系，打破唯分数论，为学生成才创造多元选择的机会。

“其实只要让家长看到希望就可以了，看到改变的希望，看到孩子可以去‘快乐学习’的希望。”杨劲松说，不要像那篇自媒体文章一样，只让人看到焦虑和绝望。

小孩子还有很长的求学之路要走，周雨琪并不想把任何一种模式套用在自己孩子身上，也不会让自己陷于焦虑，她很明确自己的教育理念：因材施教，给孩子最适合的教育。

作者：郎 朗

中国新闻网2019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