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卫东

青春期冲突习惯被称为“两期（青春期遇到更年期）战争”，是一个社会性的话题。我以为，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孩子，而在于父母和教师，在于成年人。

人一般有两次叛逆期，而它们是成长所必须的。

第一次在3~5岁，表现为特别爱探索、爱尝试。比如，把东西摔碎还很开心，家里能拆不能拆的都想拆，能撕不能撕的都要撕……

这是孩子自我发展、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虽然让父母有点为难，但本意并不是要与父母对着干。如果孩子每一件事情都要父母发出指令才会行动，反而让人觉得不太正常。

第二次一般从12、13岁开始，进入所谓青春叛逆期。这个时候，孩子要向父母、向成人世界宣告自己是一个有主见的独立个体，有时候会故意与大人唱反调。

有些事情未必是孩子特别想做、非要去做的，但就是因为成年人坚决不允许，他们就想挑战一下“看守”们的底线，看一看“看守”们气急败坏，甚至暴跳如雷的样子。

为什么成年人很容易与青春期孩子发生冲突？为什么成年人很容易被叛逆所激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自己当年没有成功地叛逆过。他们只是有着成年人的身体，内心深处却藏着一个没长大的自己，一个渴望得到安慰和鼓励、渴望被接纳被引领的孩子。

教孩子如何跟别人相处，不是靠白纸黑字讲道理，而是靠成年人的身教。

遗憾的是，很多人在青春期没有被成年人充分接纳，这段心理成长硬生生地被拦截下来，很有可能已经成了精神侏儒。当他们成年后，受到自己的孩子或者学生的挑战时，几乎立马会条件反射般产生当年被拒绝、被否定，甚至是被笑话、被无视的情绪反应。

说穿了，“两期战争”其实是一拨生理和心理都处于生机勃勃状态的年轻人，和一拨生理上已是中年但内心还停滞于青春晚期的一拨人，他们之间的较量。

从表面上看，这场较量往往是年轻人失利为多，而事实上成年人内心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大。他们当年的成长没有被自己的父母和教师充分接纳，没有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选择。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他们以为终于能做主了，刚刚享受着掌控的快感时，突然间孩子就叛逆了，不听话了。他们的内心其实是崩溃的，但他们是成年人，拥有各种资源，可以对孩子施加各种威胁，迫使孩子就范。

这种战争有如潮汐般的规律，代代相传，因为很少有人能够理性地、深入地思考，因而也就不能挣脱这个怪圈。

孩子叛逆给成年人造成的困扰，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孩子的叛逆程度，而是看成年人对孩子叛逆的理解与接受程度。我甚至认为，“青春期叛逆”更像是一个伪概念。如果成年人不以自己为标准，哪来的“叛逆”？如果成年人不当“看守”，孩子何至于“叛逆”？

我知道，肯定很多人要质问：难道我们就不应该管孩子吗？

管就管好了，为什么非要当“看守”呢？

在我看来，这个事应该这样解释：许多成年人，虽然无法理解孩子却又企图操纵孩子。在遇到孩子的强烈抵制后，就以“我是为你好”为理由，来掩饰自己的自私。

绝大多数孩子的叛逆行为最终被成年人镇压，于是接受了成年人的说法——“他们也是为我好”。当自己也做父母，有的人还当了教师，很多人无师自通地、甚至创造性地用当年他们曾经非常反感、憎恶的那一套对付下一代，而且变本加厉。

为安慰自己，他们说：“养儿方知父母恩。”

如果父母懂得一些青春期常识，自然不必对孩子爱照镜子、注意穿着、喜欢关注异性或者想被异性关注等行为大惊小怪。其实，为人父母为人师的，都是过来人，都曾年轻过，孩子的这点小心思，难道还会不理解？

自古以来，成年人与年轻人的关系，不只是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这么简单。“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则为不孝”，历代统治者都相当重视“三纲五常”，大力宣传“百善孝为先”，推广“二十四孝”。放在历史视野中看，青春期的叛逆行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可能得到合理解释的，也更不可能有合乎人道的解决之策。成人世界并不在乎孩子的成长需要，因为从上到下，大家关注的是维护等级秩序，或者说是成年人的权威和面子。打压青春期孩子的叛逆行为，就成了成年人的重要任务，传统糟粕的这种影响绵延至今。

许多人其实一辈子都没走出青春期，身体已经成熟，人格仍未独立，哪怕有足够能力保障自己的生活，但心理上仍渴望投入“妈妈”的怀抱。这是一种病，却未必是错。